佔領工運

5-6期進修生活 專題

佔領工運
文／余婉蘭
圖／余婉蘭、星島圖片庫

發動這場碼頭工運的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最淆底與膠着狀態為工潮第21日，外判商高寶宣佈結業，永豐在談判桌上死不讓步之時。當時罷工基金早累積超過六百萬，最大外判商和黃依舊闊佬懶理，無視市民與主流輿論的支持，更狠發文章與廣告攻擊。前無進路，罷工第21日，職工盟盡現無力感與疲態。

罷工以來，天氣一直陰晴不定。高寶宣佈結業的那天下午，同樣風雨交加，記者在長江實業中心門前帳幕下與碼頭工人一同避雨。高寶聘任的工人留守葵涌碼頭，長江實業中心腳底下只有永豐罷工工人駐守，他們倒沒有李卓人的那種淆底，閉息靜氣，等待進一步的消息。「佢地啲外判商成日一時一樣，無句真，最鐘意執笠完一間換名開過第二間，哩個行頭需要有經驗嘅工人，我地個個老嘢差唔多做咗三十幾年，佢哋等人用，咪又要請返我哋！」「但可能唔請你哋喎，唔擔心咩？」「擔心都無用，我哋班工人忍咗佢哋好耐，永豐哩間外判商刻薄無品，我哋班工人做足三十年先黎同佢罷工！忍夠啦！有市民支持，點都會撐落去！」有工人開玩笑說，要破紮鐵工人36天的罷工紀錄。這句以生計為賭注的話，說起來怎的份外輕鬆。
許多人說，這場香港工運翻開歷史新一頁，支持者眾，罷工基金籌得八百萬，工運社運成功結合形成新民主力量云云，可是新極都仍揭不開工人新際遇。罷工四十天，資方以強勢與強硬姿態結束這場運動，強佔上風，視工會、政府或市民如無物。李卓人回應，罷工至5月2日，一百多名現創工人加入罷工，其中包括影響碼頭日常運作的吊機手，終令工運出現轉捩點。翌日外判商單方面宣佈劃一加薪9.8%，目的為了拒絕承認工會對等的談判位置。5 月2日已壯大的罷工人數的確踢了資方一小腳，然而能挑戰資方的工人力量仍然缺席。罷工40天，永豐企硬沒有包津貼的9.8%加薪，比之前工人否決5%+2%的方案每月不過多了50元。資方縮骨強勢的姿態如一，然而為免工潮瓦解，大部份工人無奈復工。

看來，即使罷工工人陸續返回碼頭，碼頭不再封閉暗黑，但眼見當下工人的集體力量未夠對抗，資方肆意剝削的陰霾未消，政府繼續以資方之眼「靜觀其變」。即使罷工結束，碼頭風雲都仲未完結。

 

左翼思潮萌芽　啟蒙年代
碼頭工運在工會、學界、社運界及香港市民的支持之下，助力甚大。不少學者評論碼頭罷工事件時，加上工運社運化的注腳。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助教陳敬慈，自1999年起參加學生運動，長期關注勞工議題，亦為左翼21成員及碼頭工潮後援會成員，就是次工運，他發表了兩篇相關文章《社運化和政治化　碼頭工人罷工和工人運的前景》及《碼頭罷工如何走下去？「佔領中環」運動的啟事》，表明他推崇 「社運工運」，認爲工運、社運和政黨之間的進一步合作是出路。

這幾年間，150年歷史的左翼思潮在香港發酵生成，越來越多社運青年認同左翼理念。身為左翼21成員的陳敬慈表示，九十年代，亞洲學生協會已引進左翼思想，影響亞洲的學生運動。學聯作為盟友，同樣受到左翼思想的洗禮。他認為這與歷史因素有關，「從前談到左翼／左派，被聯想中共或工聯會，唔係好嘢，左翼思想難以明言，右翼思想長時間成為香港主流。但在這十年間，香港經歷兩次的區域性經濟問題，第一次是98年亞洲金融風暴，第二次是世界性金融危機。兩次經濟重整過程中，年輕人受到非常大的影響，令他們反思鼓吹個人競爭，高度發展及市場化的右翼意識形態，為社會帶來的巨大破壞。」

陳敬慈認為，這一代年輕人比起他們那一代，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立場更為堅定，看佔領華爾街成為席捲全球的社會運動就可知一二，同樣他們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多樣化，參與程度亦越來越高。「他們對社會議題的敏感不止於工人議題，如天星皇后、反高鐵或反國教等，來來去去都是那批社運人士，他們有的關心勞工，有的關心教育，彼此難以劃清。但他們持續觀摩或參與各種社會運動，受到啟蒙，看許多學生青年沸沸騰騰地參加這場碼頭罷工，亦是一路累積下來的結果。碼頭罷工正是勞工議題的一課，讓參與學生見證到勞資衝突所面對的難題。」

工會大鬥法　工人夾心？
曾在英國參與工運的趙平復，認爲泛民左翼領導這次工潮的路綫，不過一時壯大他們的聲勢，但對促進階級意識和形成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並沒有直接的積極作用。他說：「如果社運支援工運，是指工運得到各界群衆支持，促進獨立階級意識，那是無可厚非。但如果工運變社運，將工運和罷工的目的埋沒，變成是泛民對建制的一場鬥爭，就非常有問題。」

他提到本地評論少見的字眼──「工運倫理」，根據他的分析，職工盟對這次工潮的規劃，並不像是細緻策劃，務求對資方一劍封喉的行動，更像是針對建制派工會的政治示威。「職工盟和工聯會在去年八月分別提出加薪10％；在今年一月三十日，職工盟和勞聯聯合提出加薪12％。到三月中職工盟決定獨自行動之後，才提出23％。據『碼頭的辛酸』報導，23％是在去年十二月底只有十多人出席的職工盟和勞聯的聯合會議上提出。也就是說，抛棄分別經過會員調查和同勞聯協調得出的10％和12％，提出23％方案，並不是多數工人的決定，而是職工盟領導者的政治決定。23％，在四月份談判前夕，才被第一次罷工工人大會確定。因此，新自由主義立場強烈的《蘋果日報》，才會樂於助陣。」他認為，工會之間儘管有不同政見，但不應該惡性競爭，將打倒對方和勞資爭議放在同一個水平。

 

社運吞掉工運　還是壯大工運？

碼頭罷工期間，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率先寫文，肯定勞工是推進社會的重要力量，稱碼頭工潮是天星、皇后，利東街，反高鐵，菜園村等事件的延續，預視了以工人為內核，公民團體為支援的工運社運化模式，美其名為「香港民主的春天」。罷工結束後，李卓人也曾表態，社運化是未來工運的發展模式，並力圖以此爭取集體談判權。
利用社運壯大工運真正映照，原來是香港工運的疲態乏力。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接受《陽光時務》的訪問時分析，香港勞工權益嚴重墮後於其他已發展國家，歸根究底是香港政治制度的先天性缺憾。「由於功能組別的存在，將保障勞工法一一否決，加上行政長官是由小圈子選舉出來，工商界人士把持了整個選舉制度。」故此，他希望工人運動與民主運動可以更緊密地聯繫，先深化改革政治制度，從而改善民生及工人待遇。

這場碼頭工運，職工盟及學生組織有意注入社會議題，希望受到廣泛關注，陳敬慈以職工盟的歷史，進一步說明這種工運趨勢。「職工盟的誕生與發展，與民主運動息息相關，工盟的四大網領之一就是民主，社運化根本為職工盟的基因。」根據陳敬慈所言，工運社運化的底蘊，就是爭取在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制度，透過改變政制，讓勞工法律有機會推行，如集體談判權，退休保障及最高工時等，這與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的說法相似。
陳敬慈特別提到，新興工業發展國家，如南非、韓國、菲律賓及巴西等，其工會運動與民主運動一同成長。「民主運動需要工人運動的支持，而工人運動本身太脆弱，同樣需要知識份子的支持。」以韓國為例， 1987年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令韓國工人運動的茁壯成長，勞工起義時期，多達4000個工會組成；同樣，韓國民主化的成功，亦有賴當時工人階級的參與。他補充說：「當然，只有普選制度並不足夠，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然而，這場工運看似聲勢浩大，卻無力向政府及資本家施加壓力。社會議題被關心了，工運竟盡顯乏力，以「半杯水勝利」落幕。究竟原因為何？職工盟提出的民主運動，可以為工運帶來出路嗎？

工運社運化的真面目？
趙平復不認同韓國是「社運工運」的典範，眼見當下韓國工會組織率9.6%，集體談判權覆蓋率11%，接近20%的工作職位為臨時工，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嚴重之一。韓國工運的政治化，也因民主勞動黨的瓦解而陷入困境。「2009年平澤雙龍汽車工人長達近八十日的罷工，以軍警暴力鎮壓收場，大多數罷工工人被解雇。他認為，目前香港關於「社運工運」的宣傳，多數並不準確、甚至有誤導成分。

「潘毅和陳敬慈就工潮發表的兩篇文章，完全沒有提及工潮的具體情況和問題，只着力闡述工運如何與泛民運動結合，成爲後者的助力。在香港的語境之内，二人主張工運要同泛民社運團體和政黨加強合作。潘、陳立論的最大問題，正是潘自己指出的這一點：“香港民主運動一向以對抗中央或反共作為動員的策略，對於隱藏於政權背後的政經結構和利益集團很少觸動”。換言之，他們所完善的民主運動不過是資本主義的民主運動。爲了爭取民眾支持，它會提出“普選+福利=社會公義”的民粹口號，但不會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組織工人和民眾反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故事的另一版本，記者訪問左翼21成員陳敬慈，他一聽見「泛民」二字就撒手擰頭，他認為，在議會上，泛民盡顯軟弱性，左翼21與之抗爭目標及方式並不相同。「我們唯一共同目標，就是爭取一人一票普選。」陳敬慈表明左翼21主張泛民無法認同的經濟民主，迅速與泛民劃清界線。
趙平復並不同意，反問：「難道職工盟、工黨、社民連都不是泛民？」他覺得，左翼21的主張，只是主流泛民的加強版。其前提是「進步政黨」得到大量議席，才可提出有望通過的法案。將工運目標設定為議會立法的鬥爭，其實是既不新鮮、也不成功的社民派路綫。當工運被統治階級視爲“過大”的時候，社民派議員會不斷右傾，被視爲内敵的工會也會被國家機器鎮壓。在資本主義之下，警察、法庭、軍隊、情治機關的首長和常任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不經任何民主選舉產生。而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基礎，就是主要生産資料私有制。

趙平復表示：「有沒有普選與工人訴求得不得到回應沒有必然關係。工運分裂、組織率低、意識低下、崇拜議會，不能在職場同資方抗衡，是工人不幸的最根本原因。職場組織是工運的基礎，亦為工人抵抗統治階級的根本力量泉源。當然，現在還不是推翻資本主義的時機，但要促進階級意識，就必需説明歷史教訓，為爭取超越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民主的運動做準備。」

工運倫理　工人階級的出路
環觀世界各地工運的失敗例子，近的台灣、菲律賓、韓國，遠的孟加拉、印度，都是實行資本主義普選的地方。連香港人趨之若鶩的英國工會力量，在先進國家之中推行最為苛刻的反工會法律，今天景況慘淡。絕大多數公司並沒有實行集體談判，連歐盟每週最高工時為48小時的規定，也可以經過「勞資共識」豁免。趙平復認為，問題並不是「社運化」或「政治化」——工運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和「社運」——真正的問題，是指導工運的政治路綫。香港需要強大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才可以挑戰資產階級。在這種政治力量可以克服目前的建制、泛民對立，形成統一強大的工人運動之前，香港工人的處境和階級意識，無法得到顯著改善。

趙平復所言固然是這場工運較少看見的評論，他的想法甚至可被香港主流社運打入「異見邪說」之列，然而，理據充分，不為意氣之爭的論點與分析正正有力地反映主流之列的盲點，亦可供主流派作為參考。

當下，香港保障勞工的法律遠遠落後歐美等地，提出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固然重要，但法律並不是萬靈之藥。工會得堅守工運倫理，統一工人戰線，以增加工人組織及政治意識為首。澳洲碼頭工會的例子給予很好的啟示， 澳洲碼頭工人與香港碼頭工人同為受聘於和記黃埔貨櫃碼頭業務，但和黃面對澳洲海事工會（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歷史如此悠久、組織力強及財力豐厚的工會，倒不敢強勢縮骨。轄下主要工種的工人為公司直接聘請，工人平均月薪5.3萬元，每日以輪更制工作；香港工人待遇與之相較，差之千里。這種差之千里的待遇，也反映香港工會組織力量遠被拋離千里。正如陳敬慈與趙平復所言，香港工運之路仍然漫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