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瘋藝術家 馮美華

5-6期進修生活 學街達人

微風　微瘋的藝術家
馮美華

文／余婉蘭
圖／PM（pmchiu1030@gmail.com）

下課後，學生的疏懶怠慢觸怒了她，她板起臉，看來非常嚴肅，踏出教室，不住地叮囑離去的學生；兩名女學生駐足走廊閒聊，她碎步上前。三人圍企，她熟絡地輕搭她們的膊頭，聊了半句鐘，離去時也像叮囑些什麼。攝影師問我，她記得我們在這裡等她嗎？剛一下課，她有稍微看了我一眼，但眼睛裡分明記掛學生。我心裡想，待她回過神，自然會記得我們。
她的心神分明專注，下課鈴響後，沒有因為場景的轉換而輕易轉移，繼續惦記學生。直到正經地坐下進行訪問，心神始回來，眉間繃起的嚴肅始褪走一半，由童年說起自己。她的話語速度快，興奮莫名，咯咯笑時露出兩小顆的兔子牙，連邏輯也跳躍着。
剛過六十一歲生日的馮美華May Fung，貪玩，不安於室，自稱享樂主義者，你以為她全然老頑童周伯通的個性，又不是，她時常盤算要為香港的藝術發展做點什麼事，即使她做的已夠多：創辦電影會、推廣藝術教育、策展藝術展覽，身兼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德富樓及油街藝術空間的承租中間人、兆基創意書院顧問等等。許多年輕藝術家喜歡來找她幫忙，重視她的意見，她二話不說，沸沸揚揚地又衝去幫忙，幹練俐落的形象又迅速地掩蓋了頑童形象。

影像饑渴者
May生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在後生一輩想像裡，那時的世界總蒙上一抹照片或電視獨有的色差與粗糙質感，要不然就是黑白灰，像很遙遠的世界。那年代的香港非常貧窮，新移民才剛剛湧入香港謀生定居的年代，人人身上沒有多個閒錢，沒有電視機，娛樂與物質匱乏，大伙兒頂多聽收音機或走上天台聽大戲以消磨尋常日子。
「那時幸虧有電影，看謝賢的《神鵬俠侶》啊，關德興的功夫片啊，我的童年過得很開心。」May年幼就對電影情有獨鍾，五歲識行識走，與好友混入走進電影院的人堆中。她們懂得先躲進洗手間，待開場才溜出來，與其他小孩子一同塞滿兩行通道，這樣就可省回幾毫子。但一到中學，英女皇的妹妹馬嘉烈公主來港，政府突然規定所有人必須買票入電影院。May大聲抱怨一句：「幾鬼黑人憎啊！以前大人可以帶幾個小朋友入場睇架嘛。」

「我想，我的生命不可能沒有電影，否則我會死。」想像五歲的May貪婪地盯着大屏幕，眼也不眨。事實上，從小她不知哪兒來的精力，總貪婪地向外尋找知識，尋求影像。「我很好學，什麼也想知道，小時跟着當夜校清潔工的媽媽幹活，課室櫃子裡塞滿許多書籍和雜誌，我一趁大人不留意揭來偷看，書啊雜誌都被我揭到爛掉；老師辦公桌上的外國雜誌，金髮女郎當封面，很美，我又被迷住了。」上中學時她開始沉迷看報紙，不停地翻，對遠方的事和人持續一股饑渴。「我喜歡偷偷地匿藏起來，瘋狂地吸收知識，也沒有人知道。」

時刻游向寬廣
May五歲入戲院，中學開始看歐洲電影，翻閱報紙閱讀影評，剛明白電影複雜層次這回事，電影面向走向寬廣，她的藝術之路亦由此起家。

六十年代的年香港好景氣，年輕人並不愁前途，她中學畢業後讀一年商科，立即找到一份好工作，邊當秘書邊看電影。「那年代哪有什麼當導演或藝術家的意識呢？工作賺到點錢，頂多多看些電影而已。直至我認識火鳥電影會那班超勁的影像藝術家，他們電影理論知識淵博，大家擠在小屋裡分析歐洲電影。其後，我開始學習寫影評，中文大學開辦第一屆電影製作文憑班，我也走去報名，業餘學拍短片與錄像電影，晚上則跑到進念二十面體做錄象與劇場的創作。」另一邊廂，她進入政府當公務員，四平八穩，順利升遷，事業與藝術兩邊同時長進。

「當時我想啊，不能只有自己識拍，而是需要更多人懂得欣賞，懂得怎樣去拍啊。八十年代時，我努力推動實驗電影。」這句話奠定了May與其他藝術工作者的迴異之處：她無法只沉沒於自己的創作裡，她想到整個生態環境，生態鏈的一環扣一環。到了今天，May仍舊沒變，順着游向寬廣的性情，走上藝術教育這宏觀的一點上。她經常熱絡地問別人：「香港藝術發展欠缺了什麼？」她好想補掉那一塊。
 

公務員之死　
從1972年至1998年間，May邊當公務員，邊當藝術家。梁文道為此下了一道註腳：「正如大部份的香港藝術家，我們有兩個馮美華，一個埋首辦公室寫備忘錄，開那開不完的會；另一個以鏡頭默默地對準城市，冷靜又不失詩意地用影象思考問題。但她的『矛盾』比起大部份人都強烈，因為我們知道政府是典型的科層體系．公務員是最循規蹈矩的一種人。」May憶述起一件事：「那時我在政務署工作，某天下班後沒有關窗，小偷來偷東西了。事後我說，咁每日六點鐘前搵人檢查下有無關窗啦！下屬回答，駛咩咁複雜？燒兩條焊咪得囉。」May頓了一頓，恍然大悟：「死火啦，我怎麼不懂得轉個方向想？」那時她早察覺到公務員的訓練殺死創意，令她的創作工整守規，入曬格。為了反彈這股統一呆板的力量，她開始刻意地「不按本子」辦事，簡單如備忘錄，她力主篇篇風格不一，減低規範性。「那時時刻都在想，究竟有沒有第二個方法？究竟有沒有第二個方法呢？刻意脫框，有少少癲癲地。」

May超越傳統的基因由來有之，看遍歐洲實驗電影的她，鍾情實驗精神強的藝術作品，她甚至介紹我看一些另類風格、形式上玩嘢的文學作品。「因為我貪玩吧，非常喜歡過癮、騎尼、異樣和另類的事物，總想着要反傳統。當別人專於某一領域或某一形式，我就打橫認識各種藝術形式，所以我總樂於包容各種藝術啊。」

以自由　自戀之名

兆基創意書院及鄉村自然學校是我在香港所見過，最自由、快樂的學校。May作為兆基創意書院的開荒牛，一磚一瓦都參與當中，記得她在講座上介紹學校時，時常都會說，這裡很自由。

「那是怎樣的自由呢？」自由之名與藝術家逃脫不了關係，也是人類共同追尋的狀態啊。

「這裡的自由，不是hea的自由，這裡的自由講紀律、負責任、尊重別人的自由、善用自己的自由。」年少的人常以為自由就真的是自由，毫無邊際的自由。

零九年反高鐵，兆基創意書院走出了一批關注社運的學生，當年有一批學生正是走去拍May的門口，說希望去菜園村看看有什麼需要幫忙。「當時學校裡也討論這類社會議題，我回答說，嗯，可以，但你們先問家長，他們讓你去，我就放你們去。另外，我叮囑他們千萬不可以參與暴力行動，要求他們觀察與參與後回校與其他同學分享經驗。」她狡黠地笑一笑：「嗯，反高鐵學習通識最佳場景啊！」這種其他學校沒有可能發生的「走堂」自由，允許學生選擇，也允許他們經歷，更甚這是一種對學生自由的尊重。
另外一種的自由夾雜自戀，總以為自己好叻，想點就點的自我主義，May說：「年輕人創作具爆炸力，但看待事物過份個人主義，自戀到不行。例如有些學生，畫了點什麼，就以為自己好醒，不願意下苦功。簡單畫油畫，你沒有可能不知道如何處理顏料吧？畢卡索或梵高都經由傳統出發，畫素描畫到痴曬線才開闢新嘢。」May說，我自己也是從小看遍經典，長大後才有能力不安於常規。希望他們見到紀律的美麗，別只盤算快速地得到回報。

念念不忘創作與其他

May已十年沒有拍片，她說，她對創作一直念念不忘，明知道心性寧靜的時刻才能創作，她也想放下忙碌的事情，但是，但是在專心創作之前，她還想補掉藝術缺失的洞口，她還想做許多別的事，例如她想鼓勵所有行政人員或普遍人家買本地藝術家的畫。她念念不忘的更多是本地藝術發展。

「上一期《時代周刊》刊登全球一百名最有影響力的人，大部份都來自藝術創作領域。藝術令人思想開放，令人的情操有所提升。藝術與科學根本是兩兄弟，與社會的關係密不可分啊。」所以May才一直走在前端，像開荒牛，專做被別人遺忘的事。事情發展夠成熟她就捨棄，讓別人圍住玩，自己獨個跑到別處開檔新的又玩過。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孤獨的人，許多人認識我，大家視我為Public Figure、有求必應、好幫手。但他們未必知道我是什麼人，裡面裝些什麼。May Fung對於他人而言，就是服務社區的人啊。沒有人想到，啊，或者May的身體裡有他們所有的，她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已的問題啊。由小到大我的形象獨立、堅強和爽快，人人走來，第一句就說自己的問題，鮮可問一句，喂，阿May，你又有什麼問題呢？」

May微笑，補充一句：「當然，也不是說我有什麼大問題啦。」

佔領工運

5-6期進修生活 專題

佔領工運
文／余婉蘭
圖／余婉蘭、星島圖片庫

發動這場碼頭工運的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最淆底與膠着狀態為工潮第21日，外判商高寶宣佈結業，永豐在談判桌上死不讓步之時。當時罷工基金早累積超過六百萬，最大外判商和黃依舊闊佬懶理，無視市民與主流輿論的支持，更狠發文章與廣告攻擊。前無進路，罷工第21日，職工盟盡現無力感與疲態。

罷工以來，天氣一直陰晴不定。高寶宣佈結業的那天下午，同樣風雨交加，記者在長江實業中心門前帳幕下與碼頭工人一同避雨。高寶聘任的工人留守葵涌碼頭，長江實業中心腳底下只有永豐罷工工人駐守，他們倒沒有李卓人的那種淆底，閉息靜氣，等待進一步的消息。「佢地啲外判商成日一時一樣，無句真，最鐘意執笠完一間換名開過第二間，哩個行頭需要有經驗嘅工人，我地個個老嘢差唔多做咗三十幾年，佢哋等人用，咪又要請返我哋！」「但可能唔請你哋喎，唔擔心咩？」「擔心都無用，我哋班工人忍咗佢哋好耐，永豐哩間外判商刻薄無品，我哋班工人做足三十年先黎同佢罷工！忍夠啦！有市民支持，點都會撐落去！」有工人開玩笑說，要破紮鐵工人36天的罷工紀錄。這句以生計為賭注的話，說起來怎的份外輕鬆。
許多人說，這場香港工運翻開歷史新一頁，支持者眾，罷工基金籌得八百萬，工運社運成功結合形成新民主力量云云，可是新極都仍揭不開工人新際遇。罷工四十天，資方以強勢與強硬姿態結束這場運動，強佔上風，視工會、政府或市民如無物。李卓人回應，罷工至5月2日，一百多名現創工人加入罷工，其中包括影響碼頭日常運作的吊機手，終令工運出現轉捩點。翌日外判商單方面宣佈劃一加薪9.8%，目的為了拒絕承認工會對等的談判位置。5 月2日已壯大的罷工人數的確踢了資方一小腳，然而能挑戰資方的工人力量仍然缺席。罷工40天，永豐企硬沒有包津貼的9.8%加薪，比之前工人否決5%+2%的方案每月不過多了50元。資方縮骨強勢的姿態如一，然而為免工潮瓦解，大部份工人無奈復工。

看來，即使罷工工人陸續返回碼頭，碼頭不再封閉暗黑，但眼見當下工人的集體力量未夠對抗，資方肆意剝削的陰霾未消，政府繼續以資方之眼「靜觀其變」。即使罷工結束，碼頭風雲都仲未完結。

 

左翼思潮萌芽　啟蒙年代
碼頭工運在工會、學界、社運界及香港市民的支持之下，助力甚大。不少學者評論碼頭罷工事件時，加上工運社運化的注腳。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助教陳敬慈，自1999年起參加學生運動，長期關注勞工議題，亦為左翼21成員及碼頭工潮後援會成員，就是次工運，他發表了兩篇相關文章《社運化和政治化　碼頭工人罷工和工人運的前景》及《碼頭罷工如何走下去？「佔領中環」運動的啟事》，表明他推崇 「社運工運」，認爲工運、社運和政黨之間的進一步合作是出路。

這幾年間，150年歷史的左翼思潮在香港發酵生成，越來越多社運青年認同左翼理念。身為左翼21成員的陳敬慈表示，九十年代，亞洲學生協會已引進左翼思想，影響亞洲的學生運動。學聯作為盟友，同樣受到左翼思想的洗禮。他認為這與歷史因素有關，「從前談到左翼／左派，被聯想中共或工聯會，唔係好嘢，左翼思想難以明言，右翼思想長時間成為香港主流。但在這十年間，香港經歷兩次的區域性經濟問題，第一次是98年亞洲金融風暴，第二次是世界性金融危機。兩次經濟重整過程中，年輕人受到非常大的影響，令他們反思鼓吹個人競爭，高度發展及市場化的右翼意識形態，為社會帶來的巨大破壞。」

陳敬慈認為，這一代年輕人比起他們那一代，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立場更為堅定，看佔領華爾街成為席捲全球的社會運動就可知一二，同樣他們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多樣化，參與程度亦越來越高。「他們對社會議題的敏感不止於工人議題，如天星皇后、反高鐵或反國教等，來來去去都是那批社運人士，他們有的關心勞工，有的關心教育，彼此難以劃清。但他們持續觀摩或參與各種社會運動，受到啟蒙，看許多學生青年沸沸騰騰地參加這場碼頭罷工，亦是一路累積下來的結果。碼頭罷工正是勞工議題的一課，讓參與學生見證到勞資衝突所面對的難題。」

工會大鬥法　工人夾心？
曾在英國參與工運的趙平復，認爲泛民左翼領導這次工潮的路綫，不過一時壯大他們的聲勢，但對促進階級意識和形成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並沒有直接的積極作用。他說：「如果社運支援工運，是指工運得到各界群衆支持，促進獨立階級意識，那是無可厚非。但如果工運變社運，將工運和罷工的目的埋沒，變成是泛民對建制的一場鬥爭，就非常有問題。」

他提到本地評論少見的字眼──「工運倫理」，根據他的分析，職工盟對這次工潮的規劃，並不像是細緻策劃，務求對資方一劍封喉的行動，更像是針對建制派工會的政治示威。「職工盟和工聯會在去年八月分別提出加薪10％；在今年一月三十日，職工盟和勞聯聯合提出加薪12％。到三月中職工盟決定獨自行動之後，才提出23％。據『碼頭的辛酸』報導，23％是在去年十二月底只有十多人出席的職工盟和勞聯的聯合會議上提出。也就是說，抛棄分別經過會員調查和同勞聯協調得出的10％和12％，提出23％方案，並不是多數工人的決定，而是職工盟領導者的政治決定。23％，在四月份談判前夕，才被第一次罷工工人大會確定。因此，新自由主義立場強烈的《蘋果日報》，才會樂於助陣。」他認為，工會之間儘管有不同政見，但不應該惡性競爭，將打倒對方和勞資爭議放在同一個水平。

 

社運吞掉工運　還是壯大工運？

碼頭罷工期間，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率先寫文，肯定勞工是推進社會的重要力量，稱碼頭工潮是天星、皇后，利東街，反高鐵，菜園村等事件的延續，預視了以工人為內核，公民團體為支援的工運社運化模式，美其名為「香港民主的春天」。罷工結束後，李卓人也曾表態，社運化是未來工運的發展模式，並力圖以此爭取集體談判權。
利用社運壯大工運真正映照，原來是香港工運的疲態乏力。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接受《陽光時務》的訪問時分析，香港勞工權益嚴重墮後於其他已發展國家，歸根究底是香港政治制度的先天性缺憾。「由於功能組別的存在，將保障勞工法一一否決，加上行政長官是由小圈子選舉出來，工商界人士把持了整個選舉制度。」故此，他希望工人運動與民主運動可以更緊密地聯繫，先深化改革政治制度，從而改善民生及工人待遇。

這場碼頭工運，職工盟及學生組織有意注入社會議題，希望受到廣泛關注，陳敬慈以職工盟的歷史，進一步說明這種工運趨勢。「職工盟的誕生與發展，與民主運動息息相關，工盟的四大網領之一就是民主，社運化根本為職工盟的基因。」根據陳敬慈所言，工運社運化的底蘊，就是爭取在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制度，透過改變政制，讓勞工法律有機會推行，如集體談判權，退休保障及最高工時等，這與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的說法相似。
陳敬慈特別提到，新興工業發展國家，如南非、韓國、菲律賓及巴西等，其工會運動與民主運動一同成長。「民主運動需要工人運動的支持，而工人運動本身太脆弱，同樣需要知識份子的支持。」以韓國為例， 1987年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令韓國工人運動的茁壯成長，勞工起義時期，多達4000個工會組成；同樣，韓國民主化的成功，亦有賴當時工人階級的參與。他補充說：「當然，只有普選制度並不足夠，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然而，這場工運看似聲勢浩大，卻無力向政府及資本家施加壓力。社會議題被關心了，工運竟盡顯乏力，以「半杯水勝利」落幕。究竟原因為何？職工盟提出的民主運動，可以為工運帶來出路嗎？

工運社運化的真面目？
趙平復不認同韓國是「社運工運」的典範，眼見當下韓國工會組織率9.6%，集體談判權覆蓋率11%，接近20%的工作職位為臨時工，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嚴重之一。韓國工運的政治化，也因民主勞動黨的瓦解而陷入困境。「2009年平澤雙龍汽車工人長達近八十日的罷工，以軍警暴力鎮壓收場，大多數罷工工人被解雇。他認為，目前香港關於「社運工運」的宣傳，多數並不準確、甚至有誤導成分。

「潘毅和陳敬慈就工潮發表的兩篇文章，完全沒有提及工潮的具體情況和問題，只着力闡述工運如何與泛民運動結合，成爲後者的助力。在香港的語境之内，二人主張工運要同泛民社運團體和政黨加強合作。潘、陳立論的最大問題，正是潘自己指出的這一點：“香港民主運動一向以對抗中央或反共作為動員的策略，對於隱藏於政權背後的政經結構和利益集團很少觸動”。換言之，他們所完善的民主運動不過是資本主義的民主運動。爲了爭取民眾支持，它會提出“普選+福利=社會公義”的民粹口號，但不會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組織工人和民眾反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故事的另一版本，記者訪問左翼21成員陳敬慈，他一聽見「泛民」二字就撒手擰頭，他認為，在議會上，泛民盡顯軟弱性，左翼21與之抗爭目標及方式並不相同。「我們唯一共同目標，就是爭取一人一票普選。」陳敬慈表明左翼21主張泛民無法認同的經濟民主，迅速與泛民劃清界線。
趙平復並不同意，反問：「難道職工盟、工黨、社民連都不是泛民？」他覺得，左翼21的主張，只是主流泛民的加強版。其前提是「進步政黨」得到大量議席，才可提出有望通過的法案。將工運目標設定為議會立法的鬥爭，其實是既不新鮮、也不成功的社民派路綫。當工運被統治階級視爲“過大”的時候，社民派議員會不斷右傾，被視爲内敵的工會也會被國家機器鎮壓。在資本主義之下，警察、法庭、軍隊、情治機關的首長和常任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不經任何民主選舉產生。而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基礎，就是主要生産資料私有制。

趙平復表示：「有沒有普選與工人訴求得不得到回應沒有必然關係。工運分裂、組織率低、意識低下、崇拜議會，不能在職場同資方抗衡，是工人不幸的最根本原因。職場組織是工運的基礎，亦為工人抵抗統治階級的根本力量泉源。當然，現在還不是推翻資本主義的時機，但要促進階級意識，就必需説明歷史教訓，為爭取超越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民主的運動做準備。」

工運倫理　工人階級的出路
環觀世界各地工運的失敗例子，近的台灣、菲律賓、韓國，遠的孟加拉、印度，都是實行資本主義普選的地方。連香港人趨之若鶩的英國工會力量，在先進國家之中推行最為苛刻的反工會法律，今天景況慘淡。絕大多數公司並沒有實行集體談判，連歐盟每週最高工時為48小時的規定，也可以經過「勞資共識」豁免。趙平復認為，問題並不是「社運化」或「政治化」——工運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和「社運」——真正的問題，是指導工運的政治路綫。香港需要強大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才可以挑戰資產階級。在這種政治力量可以克服目前的建制、泛民對立，形成統一強大的工人運動之前，香港工人的處境和階級意識，無法得到顯著改善。

趙平復所言固然是這場工運較少看見的評論，他的想法甚至可被香港主流社運打入「異見邪說」之列，然而，理據充分，不為意氣之爭的論點與分析正正有力地反映主流之列的盲點，亦可供主流派作為參考。

當下，香港保障勞工的法律遠遠落後歐美等地，提出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固然重要，但法律並不是萬靈之藥。工會得堅守工運倫理，統一工人戰線，以增加工人組織及政治意識為首。澳洲碼頭工會的例子給予很好的啟示， 澳洲碼頭工人與香港碼頭工人同為受聘於和記黃埔貨櫃碼頭業務，但和黃面對澳洲海事工會（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歷史如此悠久、組織力強及財力豐厚的工會，倒不敢強勢縮骨。轄下主要工種的工人為公司直接聘請，工人平均月薪5.3萬元，每日以輪更制工作；香港工人待遇與之相較，差之千里。這種差之千里的待遇，也反映香港工會組織力量遠被拋離千里。正如陳敬慈與趙平復所言，香港工運之路仍然漫長啊。

21世紀的管理思維

進修生活4-5期專題

21世紀的管理思維

文／余婉蘭

圖／余婉蘭、星島圖片庫

李嘉誠克勤克儉，富而不奢，以信譽為先，被標誌為現代儒商人物。然而，以他為首的李氏帝國，對香港人而言，只會被指涉為李氏力場、大財團及暗黑帝國，似乎沒有香港人想起過他「儒商」的名號。最近，有內地大學生寫了一封公開信，語氣誠懇，希望李嘉誠正視荃涌碼頭工人的訴求，介入事件，否則其名譽將蕩然無存。這讓人想起，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日本第一銀行總裁澀澤榮一，聽說他是《論語》推崇者。他曾提出「士魂商才」理念，指一位商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與理想，又有「商」的才幹與務實，才能獲得真正成功，經濟與道德缺一不可。

孟子說過「為富不仁」，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之論，這兩種說法過於偏激，埋沒「為富之仁」的可能性。只是，到了今天，新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橫行霸道、市場經濟變成市場社會，資本家、大企業及富人的財力雄厚成為孟子及亞里士多德口中的原罪，主流意識裡，經商思維暗含壓迫、霸權、利益至上與兼併侵吞。最近數年，接近民憤爆煲的臨界點，弱肉強食的定律體現暴力，99%的人開始憤怒，階級與財富分佈的平衡喪失，連奧巴馬也不得不模仿社會主義的做法，推行全民醫療保障，力挽狂瀾。

市場社會如何走下去呢？當BBA學生在大學裡仍不斷地被貫輸「盈利最大化」，特首仍舊高舉「經濟至上，搵錢至上」，看不見滿目瘡痍。

現今社會，新自由市場體制究竟有多好？有多不好？

企業家掌握社會大量資源，其良心與社會責任是否只限於一兩場慈善晚會或者鼓勵員工參加一年數次的老人院活動？營商或管理的意識型態需要大扭轉嗎？

1%企業家與99%人的關係是什麼？他們與天地萬物的關係是什麼？他們的子孫未來將會怎樣呢？

越來越多人重新高舉「國學」，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經營、個人管理，甚至是社會管理。經濟高速發展，迎向富庶，連中國本土也逐漸喪失中國傳統價值觀，禮崩樂壞，道德淪喪。早於數十年前興起的「國學」話頭，聽來又開始重要了。

要命又要錢　與天地長久共存

做訪問時，城市大學營銷學系教授周南教授隨意地偏側身體，先將迎面相對的壓迫感收藏起來。記者手抄筆記，而他放慢語速。或偶爾停下，把玩問題本身，並沒有一味專注答案。這種彼此相應往來，也應該被視作「道」，自然而和應，辦公室裡，氣場逐漸由訪問舒展為聊天。

在城大教授工商管理榮譽學士課程的周教授說，學生看了他的書，都說一句，內心平靜，因為他沒有一味兒叫人衝，叫人競爭，或掙更多錢。「做品牌，經營生意，與做人無異，如果一味不知足，要錢不要命，忘記市場除了自由以外，秩序，即道，也非常重要。做品牌，如果想要順利，是先「順」從道，「利」才會接着來。」

周教授憶述，他是當年少數能考上教育部出國研究生，30歲到美國學習營銷、品牌理論與實踐，其「溝通與重視顧客需要」的服務理念，衝擊了他，打開他的知識大門。12年後學成歸來，重新面對華人社會，深明「陰陽之道」，不能一味只用非華人的理念，於是，他開始將之融入儒家文化，如「義大於利」、「登高必自卑」等的君子之道，企業必須擔當社會責任，理性之餘加上中國的精神價值面向。後來，他再進一步吸收《道德經》，走向悟道之路。「美國文化比較直接，外向，強調他勝；中國主流文化儒家強調修心，則代表自勝，道德經的境界比他勝與自勝都更高，因為人為總有偏差，人與人之間的糾紛產生於各式觀點，但自然規律只有唯一一種，也是關於人類與天地長久共存。」

眼看國在山河破，環境、物質及精神三重污染，將子孫的福祉也賠上，《道德經》的精神價值在當代中國社會特別重要。「對地球母親，要先順從，其次是保護，最後才發展，但現在人人都背道離德，一味發展。」

以無事取天下與無為而治

周教授認為，市場順應時勢，不斷轉變，作為營銷人員，得洞悉世界潮流、市場趨勢，比其他人更早地認識市場規律，找到空白點，不奪人，以奇思妙想開創新產品。如老子所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企業治理靠正道，市場策略用奇術，在無損他人的情況下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順應時勢之餘，事實上，商人無法掌握客戶的口味，能做的只好把握住良心。周教授一直提倡：「用良心來創造品牌。」近年，日本食物生產商開始在食物上加上「非中國製造」的標籤，以增加顧客信心，反映中國食品臭名遠播，聽來就一陣羞恥。周教授說：「營稍不是贏銷，而是贏心，如同做人無異，這樣才可以長期旺財。」

周教授最喜歡以香港著名的企業家施永青為例子，說明《道德經》對施永青管理上的影響。據聞施永青在廁所裡被一本《道德經》開悟，後效法老子的無為而治治理團隊，他曾說過：「我想給員工有充分的自主空間，這就要減少上面的干預，上面要無為，下面才有為。這不是從競爭角度出發，而是人文主義角度。」除了下放權力，施永青也樂於分利，將公司營利的三分之一分予員工，孫子兵法所言：「掠鄉分眾，廓城分利」。只要有公平合理的分利，就能上下一心，這就是施永青的成功之道。周教授幽默地說：「企業家最喜歡做善事捐款，但我認為，你對員工好一點，已經在做善事啦。」

如蘇東坡所言：「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知子自知。」周教授認為《道德經》的道理都好簡單，道日用而不知，只要多讀，放在心裡，身體力行就行了。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以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中華文化　花果凋零？

郭少棠教授問：「你能想像，2047年的香港會變成怎樣嗎？」記者正面對着郭教授，他劈頭問來這問題。好難回答的問題，答案像你所不願意靠近的黑洞，你預知掉進黑洞的憂忡與無助，如同歷史旋渦般的性質。他再繼續問：「20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100年，也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校100週年，21世紀過了一大半，世界形勢將有什麼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在全球化的階段扮演什麼角色？不論香港或中國的年輕人如何迎接這時刻？」
作為長期研究中西歷史的學者，郭少棠教授以大歷史觀切入，探索中國的未來。他提出其中一核心觀點：「從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文化不斷經歷時代轉化的衝擊，由固步自封，到面對經濟開放，內外文化互相影響、涼滌更新。直至現在，經濟成功的基礎輕易動搖，我們得反思，社會有沒有引導和諧發展、同時追上時代的文化價值呢？這才是我們的根基，未來數十年的文化復興，將起關鍵性作用。」
這數年他在香港與中國開展的教育工作，如同承傳他的恩師牟宗三、唐君毅和王德昭的教育使命。「他們1949年在香港建立新亞書院，以宋明理學結合西方的博雅教育，致力轉化與復興中華傳統文化與哲學。現在，我希望透過建立更國際化的博雅教育網絡。」

四根支柱　支撐歷史巨輪
「我們想像自己是政治人物、高級公務員或特首，站在較超然、理性的位置，社會將來應該怎樣走下去呢？你作為一名管理者，有沒有整體策略？未來想用什麼價值標準管理社會呢？甚至學校、家庭、個人，我們以什麼原則考量？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哲學思想可作參考嗎？所以我提出有社會公義和人性化的管理學，強調發展一個更有誠信和效益的社會價值，各級互相配合，香港才有未來。」
郭少棠教授說，香港人益發焦慮，期待透過普選就可將社會問題一下子掃清光，這沒有可能，因為香港人所期待的民主，不能只靠普選，以外需要好多因素去配合。「為什麼將所有賭注只放在那上呢？我們又不能指意政黨，那靠誰呢？」郭教授認為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是重要一環。Liberal，其中一個含義是自由與開放，所以他站穩腳步，全力埋首於教育。過去一年，他嘗試復興新亞文商書院，聯繫孔子出生地的尼山聖源書院，結合德魯克現代管理教育，希望可培養出有社會承擔的管理人才。

歷史學家一直在談未來，那年輕人該如何準備未來呢？郭少棠教授說，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現代的教育已經不像從前，我教，你就要學。現在已經是學習年代，你只須教他們怎樣去學，讓每個人主動追尋知識，大家一同討論。郭少棠教授已預設兩地融合正逐步發生，他表示：「香港年輕人要問一些根本性問題，不要只停留表面的問題，才能尋找好的方向和基礎。年輕人不妨以這四條支柱為思考起點，包括了解生活及歷史淵源，由大歷史觀了解中國；其次是強調個人成長的價值，培育學生品德；在終生學習的過程中思考個人方向，及第四條最重要的支柱是，思考2050年香港、內地以至世界的處境。」

「止、靜、定，安、慮、得」
談管理社會，過於宏圖，郭少棠教授說，德魯克管理也適用於個人管理。由於香港生活急速，資訊流通也非常快速，社會現象雜亂，讓人無法停下來思考。「止、靜、定，安、慮、得。」是郭少棠教授給年輕人的良言。「你要停止，定下來，安靜下來，才能定安地思慮，才可得着。」他提議每天抽5至15分鐘時間靜下來，尋找內心寧靜。如同佛家所講的禪定、放空。「別執着，將各種思念完全放下，靜默，你才有空間反省。」
郭少棠教授這項「巨量的」教育計劃，尚在起步階段，2005至2011年他在珠海協助創建首所香港與內地合作成立的大學，累積了不少在內地辦學的經驗，整合了「四維教育」，把學生放在中心，組成「師生家國」的互動網絡，共同促進學生的成長。聽來，像將現在教育商品化的劣貌逐步扭轉。他興致勃勃地說，數年後你再來訪問我吧，再看看辦成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