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 學運進擊

專題_中學生論政

中學生學運進擊
(90S New-wave)
文／余婉蘭
圖／余婉蘭、被訪者提供、星島圖片庫


上一代經年洗練怠倦後，意氣不再風發，總渴望哪裡來一股清流，改造社會，學民思潮大概是近年最為眼前一亮的一股清流，被眾人寄望甚殷。如果八十後反高鐵是一標誌性的社運浪潮，那學民思潮牽頭的反國教一役，成功聚集十二萬市民圍堵政總，迫令政府撤科，亦將寫入本港學運歷史亮眼的一頁。有別於過往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運，學民思潮是以一班九十後中學生為主體的學生團體，他們身姿細小，稚氣尚未退，卻熟習着在社運場口上的倔強與發聲，說要改變社會。近年，其聲勢與號召力並不亞於政黨或別的民間團體。越來越多年少身姿在街頭上聚首、碰面與商討，學運新一波浪潮進擊而來。

現時，世界新興的群眾示威運動，都由網路上的社交平台發起，以年輕人為首，不再靠政黨或指定領袖發起，網絡流通令球越滾越大，促成一場又一場成功的公民運動。史丹福大學資深學人Francis Fukuyama曾指出，全球正爆發「新中產」革命。中產不再單以收入或消費模式定義，而泛指一群着重民主、自由等價值，並要求對政治過程有更大參與的人。在香港，由學民思潮引領的學運浪潮，也符合此兩點世界性群眾運動的特質，主要以網絡動員群眾，亦以年輕人為主導的「新中產」姿態爭取政治參與權，不再信任權威，自決自議。


零三年，曾有一群中學生組成「中學生聯盟」，反對廿三條，這為香港學運界最早出現的中學生團體，但曇花一現，議題完結，組織也隨即消失。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教授指出，「中學生聯盟」的聲勢不及時現的學民思潮，學民思潮聲勢與人數均浩大，更為反國教運動的牽頭者，佔據如斯位置，為香港歷史上「中學生議政」的新景象。的確，在去年反國教一役後，學民火熱冒起，成為入屋的學運寵兒。由2011 年5 月初成立起計，成員由早期得十多人，急增至現在五百多人，包括約六十名核心成員，另有四百多名義工，參加者年紀最小為中一學生。六四晚會一夜籌款超過二十萬元，七一更籌款逾七十萬，怪不得張秀賢比喻，如果學民是一盤生意，它已經在香港成功建立無人不知的品牌。乘勢廣泛的影響力，今年七月二十九日，學民發起「重返政總」的集會，再一次聚集群眾，共同商議政改。來年，這班學民仔仲有嘢搞。


通識學科的煽風點火
原來，九七前英殖時期，教師在中學講政治是犯了教育處的條例，校內並不鼓勵中學生論政。時至今天，教育改革增設通識學科，鼓勵學生必須論政，接觸眾多即時而熾熱的政治時事，塑造了中學生論政的大環境。蔡子強教授觀察到，支聯會舉行的二十周年六四晚會曾出現一特別現象，許多老師帶同中學生前往參與集會。「那年人數高達二十萬人，明顯因為多了這班中學生，那年正是通識科設立的一年。」
 學民思潮的軍師張秀賢今年升上大學二年級。二零一一年，他與黃之峰、林朗彥一眾中學生成立學民思潮，成為學民標誌性的人物之一，在此之前，還得蘊釀他議政的天份與機遇。他在初中時，先由學校老師譚sir「帶入行」，先參與環保觸覺，幫忙做城市規劃的研究及助選。「直至零九年反高鐵運動，我才算正正式式滑入社運圈子。」的確，當年反高鐵運動，是一場本地年輕人政治啟蒙的開始，張秀賢提到，那年他中四，第一屆通識課程剛出爐，起高鐵的消息塵囂而上，討論氣氛火紅火熱，一眾中學生衝去反高鐵現場感受氣氛，參與靜坐，當作實地考察。據說，當時一班學民的創起人黃之峰、林朗彥、黃莉莉及張秀賢等中學生均散佈在集會各處，靜待這場社運啟蒙的洗禮。
張秀賢說：「因為通識科我們要做獨立專題研究，一定要落場認識高鐵議題，這正正提供參與社運的入門知識，加深我對社會政策的思考。後來我們成立學民思潮，正式投身社運。」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副主席賴得鐘老師認為，通識科的確是一良好的平台，教授學生一套完整的思考層次，由時政的認知層次，到情感層次，最後到行動的層面，以系統化的方式去理解並建立心態。眼見越來越多中學生開始關心社會，建制派議員梁美芬立即成立「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倡議高中通識教育科去政治化，或者改以選修形式修讀，企圖明顯，但手法過低，因為梁美芬所提出的論點完全沒有附以有力證據，包括對通識科老師政治取向的質疑。賴老師亦指：「大部份香港人對『政治化』敬而遠之，事實上，生活與社會的方方面面必然涉及政府政策和政治層面，簡單至『通識科應否必修』都已經是政治議題。越敏感、富爭議性的問題，更應該在學校裡討論。」


九十後的動員魔力張秀賢最近在看戴耀延《佔領中環》及陳冠中《香港三部曲》，讀的依舊緊貼香港社會現狀，再問他，你經常流連的網站是什麼，他笑說：「高登、主場新聞、網上討論區和FACEBOOK。」他說，這些同樣是緊貼香港輿論的重要渠道。「網上輿論走勢反映和帶領着整個現實，對我寫評論好有幫助，看林老師事件或陳雲的城邦論就知，我們在網上討論所見到的矛盾激化，亦在現實中上演。」
這種九十後獨有的網絡觀察，也正正反映九十後的動員載體以社交平台為主。蔡子強分析九十後社運的特質時亦提到：「為什麼以往的社運一定要以政黨作為主要載體呢？因為政黨提供必要的組織和資源，當年一群中學生有什麼組織和資源可言？現在世界變了，這兩三年間流動通訊媒體非常成熟，九十後以互聯網及大量流動媒體，便能獨立組織，並動員大量群眾，不再需要政黨了。」
張秀賢回憶反國教的打法，正正結合以主流媒體及網上討論，走進主流，改變主流。「人氣非常重要，你可否令人眼前一亮，令到主流吸收你的訊息呢？所以學民非常重視文宣和包裝。以網絡為例，我們將自拍、整野食的主流apps『Instragram』變成參與社運的apps，叫人上傳反國教黑衣照，回響非常大。」



八十後　九十後　十年一世界
叫其他人來描述九十後，形容詞來去數樣，沒有九十後自述來得真切完整，聽張秀賢對九十後歷史感的自察，時代改變是如何形塑他們？「我們這一代，一出世就是面對回歸，往後數十年經歷眾多變化，以教育為例，90年代尾英中轉中中，Band5轉Band3，再有語文改革、三三四等；生活環境的改變，如市區重建、地產霸權、領匯等。年紀越小，面對改變就越深刻，卻無可奈何，積積埋埋欲尋求改變。大部分的九十後都覺得建制派及梁振英為鄭子誠化身，滿腦子陰謀，我們甚至不太相信建制和主流一套，想挑戰他們。 」所以，九十後身處不斷被要求改變的世代裡，執善固執，不想被改變，也不想被標籤，所以我們總看到他們「硬頸」，「唔想被睇死」的姿態。「當大家認為一班中學生佔領政府，一定唔支持得耐，我們就偏偏堅持下去，唔比別人睇死。」
八十後是一班非主流的青年搞社運，影響信念相近的群眾；而九十後則希望走入主流，影響主流，所以學民才着重包裝及建立入屋形象，看主流大眾對學民讚不絕口就知一二。曾經有八十後社運青年笑指，九十後搞社運是乖學生搞社運，不煙不酒不粗口，自我約束、守秩序，像中產搞社運。想來也是，他們搞社運沒有八十後形塑的那種浪漫、嬉皮士式的反叛情懷。唯一最浪漫的，大概是學民思潮帶來撤科的奇蹟，還有「當你要它發生，它就會發生。」一種寓意童話式的實現。

張秀賢以一簡單的例子，分野了八十後及九十後的迥異：「八十後的懷舊包含了歷史與文化，但九十後的懷舊連麥當勞叔叔執笠都包埋，我們的「舊」是不一樣。」張秀賢認為，從社運形態來看，八十後的社運帶來了生活價值的改變，甚至改變了一班九十後，令他們明白發展非必然；但看九十後反國教，所帶來的改變卻比較短暫。「因為我們抽空理念，簡化符號，以交叉手表達撤回訴求，忽略了理念傳播，這也許是九十後社運忽略的一環。」
 

港女的社運形式
訪問中途，尹恩怡（Yankee）忍不住哈哈笑自白：「我是港女，平時喜歡行街睇戲食飯，偶像是周柏豪，因為他靚仔，唱歌好聽。」愛玩的主流少女，怎的會成為學民核心成員，為反國教及政改耗費心力？她反問，誰說港女就不能搞社運？聽Yankee說，這個暑假玩樂與消費的時間都花在政改的商討上，政制問題陌生又繁複，她花了不少時間惡補政改新聞。賴老師說得對，全港數以萬計的中學生，學民思潮的核心成員只有六十人，學民聲勢浩大，仍然屬於小眾。身處於小眾之中的港女，你會覺得，她比起黃之峰更值得受訪。
Yankee在香港回歸那年出世，今年十六歲，升中五。中三那年，她第一次參加六四集會，參加後曾疑惑過一陣子，「為何六四比起七一遊行吸引更多香港人參與？」特別是年長一輩，因為在她印象中，大人都不太理會政治。去過六四集會，開始省悟，但Yankee教友和身邊的同學都不討論時事，她哥哥是時下政治冷感的年輕人，連父母也絕口不談政治，只得想向外找，但社運圈子裡也幾乎沒有中學生團體。後來時機剛好，她在臉書留意黃之峰此人，才報名加入學民思潮，投身反國教運動。
最近，學民開始討論政改方案，而中學生為何涉足政改呢？Yankee說：「雖然我們現在未成年，但一兩年後就有資格投票。如果政府政策做得差不好，而我將繼續留在香港生活，就有責任走出來。我行街睇戲食飯，不會帶來什麼影響，但現在企出黎爭取，就會影響到將來的自己和其他人。」
Yankee說她怕熱怕流汗，但又會跑去學民的遊行集會；最喜歡行街吃飯，又會說「別人爭取了三十年都未爭取到的普選，比起我行街睇戲睇戲食飯更重要。」；身邊的小女生以學民成員身份取笑她，單打她，「唉，女生的圈子就是這樣幼稚。」她說要學着面對他人目光；大人每每以為他們荒廢學業，偏偏個個學民成員都固執：「學民仔」的特色喺唔可以成績差架。所以Yankee不敢不讀書，得先分配讀書時間，因為她好想考上大學，讀社會科學學系。大概她收起了少女的活潑與散漫，字句篤定，雖然語氣略為生澀，但年紀輕輕的她已經會不住地提起「堅持」、「責任」及「關心社會」這類字眼。


中學生踏上議政之路
反國教這場仗也是在暑假籌劃預備。今年暑假，一班學民思潮的成員，又將一個玩樂的暑假報銷，遂踏上議政之路。佔中運動不容許十八歲以下的人參與佔領行動，只容許他們就民間政改方案投票，學民改以另外一種方式支援政改運動。今年暑假，就普選的門檻、框架及篩選等問題，學民舉辦一場內部商討，整理出學民版本的「全民提名」政改方案。早前，學民提出「全民提名聯署約章」，優先爭取以全民提名作為2017年特首選舉的唯一提名方法，邀請真普選聯盟的政黨簽署。

在向各政黨闡釋其立場時，學民姿態篤定而強硬，黃之峰甚至以青春潮句反問何俊仁及其民主黨成員：「為了爭取全民提名，民主黨可以去到幾盡？」而他們憂慮甚多，只得支吾以對；另外工黨則因在細節的落實及其排他性問題，拒絕簽署。對話顯現了世代矛盾的某面向，何俊仁說學民過於理想化，黃之峰則說民主黨底線過低。


對於此事件的評價，蔡子強教授表明，他身為學者，多思考制度的邏輯與倫理，「作為學者，我不會說沒有公民提名就不是普選，這樣講，太不負責任了。」所以，如果叫他簽學民的「全民提名聯署約章」，他也絕對不會簽。蔡子強教授認為，馬嶽研究真普選聯盟的政改方案，已參考眾多外國經驗，以可行性為主，而非像學民的方案，單從原則及功能化出發。畢竟世界上沒有直接民主，不同國家在落實平等這原則下，須作出許多妥協。蔡子強教授繼續語重心長：「這世界不是一兩個簡單的原則或理想運行的。」任何一個世代，這句話永遠是給予年輕人的勸戒，而身處飛砂之中的年輕人也一直聽不見。
學民自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姿態，迎接政改之戰，未來半年將擺街站，向市民講解政改方案。黃之峰表明，希望以「全民提名」為口號，吸引廣大群眾基數，爭取落實普選的機會，這種就像反國教的打法，不討論國教任何用意良好的落實模式，撤科就是唯一，照舊寸步不讓。總覺得，學民的這股倔強、不知天高地厚、持續行動就是他們最好的面貌，因為九十後本來就如此，而八十後，七十後或六十後又是別的面目，這種匯聚才叫世代。

張秀賢說，我們仍一直成長，學民的成員將逐一升上大學，在學院讀理論，上課，學習深奧知識，其後再有新的中學生加入。他們一直在蛻變之中。

一華一世界

08-09進修生活興趣小組

一華一世界

文／余婉蘭
圖／PM（pmchiu1030@gmail.com）、被訪者提供

  

日式花道，以花草枝木表現生命常態，接納萬物枯榮，也容納生命的百川之貌，所以不像我們平時所見到的插花作品，一味萬紫千紅或搶盡眼球到底。猶記得訪問後，梁偉怡（Verdy）即場創作了一個具秋意的作品，斑馬水草像被風吹折，射干葉尖泛黃、靜枯，紫掌如人，昂然站立。將天、地、人、季節和大自然萬物的常態濃縮於此，從旁觀賞，那一刻，久久不能言語。



Verdy是日本華道家元池坊華道教授，現為花道館創作總監。之先，翻查他的資料，想像盡是脫繮，他在大學學院教授深奧理論，也從事攝影或錄像等多媒體藝術創作，工作與創作離不開電腦。見面時，不是穿唐裝衫或瘦瘦弱弱，眼前的他雄糾糾，陽剛味十足。眾多落差一下子聚合在他身上，直至他拿起剪刀和花材，屏氣凝神，展示花藝，才變為常態。他笑說：「估你唔到，所以咪好玩囉。」來跟Verdy學習花藝的，不止女人，也有許多男士，公司老闆，已結婚中年男人等等，也別擔心天份或藝術細胞，Verdy說：「每人各有特質，各有心中的美，表現出來的花藝才有各種個性，這是日本花道的精神之一。」

花緣
在從前，對於花或植物，Verdy並沒有任何感應或興致，如同眾多香港人，終日與電腦為伍。原來，他投身日式花道的緣起，竟有點類近感應或開掣，啪一聲，他就被吸引進去。
事緣某次他到台灣鶯歌陶瓷老街漫步，經過眾多賣陶瓷、盛器的小店，看到各種器皿都三三兩兩地插上花，隨意，但生命力十足。別人看陶瓷時，他觀賞花，駐足良久。「後來我曾想像自己能否做到，原來即使買來相同的花材，照版煮碗，我都無法做到，我看見自己的局限性。」Verdy回到香港翻查資料，才知道他在陶瓷老街所見到的，正是日本花道。
華道本源
日式花道也分有許多流派，小原流、草流月和池坊等，其中池坊為日本花道的根源，既將歷經五百五十年的傳統完好地保存下來，也將傳統與現代結合，發展出與時並進的花道技藝，令日本花道生命力不絕，所以Verdy在眾多流派之中，選擇學習池坊花道，全情投入研習之路。

說Verdy是研習並沒有誇張，日本池坊中央研修學院是花道教育的殿堂，學生得如同研究院的形式研習花道，只招收有一定水平的學生。Verdy在香港學習池坊花道三年後，正式前往中央學院學習，每年四次，每次研習五天，朝九晚六，由花道基礎開始，不敢跳步或走捷徑。「池坊日式花道是歷經五百五十年歷史的藝術，這五百五十年裡，每天都有一群人在持續研究和將之發展，它是豐富的文化遺產，學兩世都未夠。」聽說，在池坊學院研習的學生不少是上一輩日本人，他們研習花道十多年，謙虛認真，身上最為顯現日本傳統文化與修為，Verdy深受感染，所以他堅持每年到池坊研習，不間斷進步，也從不敢輕視這門技藝。

內化　修行
日本花道之中，「立花」為最傳統，也最為突顯日式花道的精髄，眾多日式花道流派早已經喪失此傳統花藝，而池坊仍然保留。「立花由九或七枝主枝組成，表現了一自然地勢景觀，有遠山近水，山巒村莊等。看由花器而上的水際位為一，向上生長，才開始異化萬象，如同佛教『由一生萬象』的宇宙觀。所以立花表現了世界的縮影，一華一世界，一組花代表一個世界。」池坊花道所透現的宇宙觀，以至對自然萬物的尊敬，欣賞其變化不止的面貌，以此修煉並提升個人的生命質素，此才謂之「道」。
所以Verdy說，香港人學習日本花道的衝擊會很大，香港人懶勁、認叻，走精面，喜歡講課程目標，計算「學完得到啲咩」。但Verdy在日本研修時，看到日本同學富裕的或年長的，都放下身姿，虛心學習，對技藝要求固執得很。日本花道作為一門藝術，老師不會告訴你完成課程後，你會得到什麼。你得到什麼，都由你自己決定。「我才終於知道日本文化、設計或花道為何能發展到「藝」的層次了。」Verdy在學習花道時，不止技巧及美學有所增進，也同時將這種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內化。

花道館有一紀念池坊550周年的花器，名「同心結」，這種結另有一名字，為「絆」，意思為聯繫、承傳。Verdy說：「花道的作品無法保留，它不像攝影或雕塑，可以回顧作品，欣賞，從中學習技巧。花道是靠人才能流傳下去，沒有人，這門藝術就會死。對於池坊花道而言，師生、朋輩關係非常重要，所以這「絆」甚至可以追溯至550年前日本池坊花道的祖先。」這門藝術盛載之廣之深，聽來，又是久久不能言語。

拒絕炫美浮誇 張西美

08-09進修生活學術達人

拒絕炫美浮誇
張西美

文／余婉蘭

圖／PM（pmchiu1030@gmail.com）、被訪者提供

在張西美（Edith Cheung）三十多歲那年，世伯歸還她一塊小織布。小織布以冷頭冷尾在小木架上織成，橫間圖紋，鮮艷，帶點異國特色。她左翻右翻，覺得很別緻，竟有點忘記它的來由。

她忘記了，她六歲那年，撿媽媽和婆婆手邊掉落的冷頭冷尾，織成了這塊布，後來隨手送給世伯。二十多年後，世伯知道她仍在織布造衫，將它歸還。

從他人口中，第一次聽見關於Edith的往事，也是這一樁事。旁人複述此事，盡力形容Edith的神怪能力，說她天才，六歲已懂剪裁織布、無師自通云云，順道將她後來的經歷加點調味，穿鑿附會一番。然而，經Edith親口述說一遍，卻平常不過。

「當你喜歡做一件事，會一直做下去，自然而然，事情就是這樣。」眾多奇妙經歷，一經Edith複述，都會褪走一大半戲劇化，輕描淡寫。見衣如見人，她身穿淡花布裙，隨意披上藍染圍巾，一身素淨。

八十年代讀時裝設計系的學生有偏好英國反叛PUNK風，也有偏好意大利優雅的ARMANI，而Edith讀時裝設計系之前，早已對大紅大綠的時裝世界敬而遠之，所以她偏愛日本的寬鬆服，簡潔靜態。

直言因為討厭陪女明星逛名牌時裝店，她們連內褲也爭穿Joyce，拍時裝電影必令她不勝其煩，所以專職古裝電影的服裝設計。乃至後來脫離電影行業，走去當品牌顧問，設計中式織品衣飾；編書、寫書，當紡織導師，最近更走去上海籌備工藝館，幫忙承傳中國紡織文化。越走越遠離炫美的時裝世界。她說，她不愛時裝，只愛衣服與紡織。

「我不愛時裝，只愛衣服。」
香港七十年代尾，人人手邊多了閒錢去玩、去裝身，時裝和消遣活動也百花齊放。Edith的青春時期，流行《周末狂熱》，迪士高風潮盛，男男女女被John Travolta迷倒，撲倒去穿鮮艷、閃亮的浮誇衣飾，人人都像舞王歌后。Edith不以為然，特別討厭時裝的一種炫美與虛浮。中五畢業後，辛苦考入理工大學的設計課程，她曾想過，索性避開時裝設計。

「但是，選系前一個暑假，我在某服裝公司實習，學懂一件衣服由構思到銷售，中間經過一連串製作工序。我對那製作工序深感興趣，但香港沒有藝術紡織系，後來，才決定選修時裝設計系，算最接近我想的。」Edith形容她喜歡食物，但討厭豪宴；不愛時裝，只愛衣服。一直以來，製作衣裳之外的事，Edith絕少露面，她奉行低調，藏身幕後，賣賣買買或人事糾紛不要煩她就行。

這倒像她自小養來的性情：體子贏弱，只好待在家裡看圖書、畫畫和織布，不必求教他人，翻書，以領悟的方式完成。她安靜，可自娛個大半天，笑說：「所以我一直不太管外面發生什麼事，也不知道別人在做什麼。我想啊，我可能有一點自閉。」

 

「我所有經歷，都是無意之間發生。」

畢業後，Edith先到紐約歐洲工作，後來回到香港，香港的設計師要返廠，乖乖坐在寫字檯前，只有埋首做的份，與歐美那種藝術家的身姿好不一。她不想如此，遂找別的事做，結果讓她碰上重量級的胡金銓導演。我聽到嘩了一聲，他在華人電影歷史的地位太值得這聲嘩。 Edith也說，當年胡金銓導演德高望重，地位超然，不少人膽子小，寧願擔九組戲，也避免與他合作。「我年少無知，一頭栽向他，所以就中獎囉。」

「所有鏡頭裡，你見到的任何一個人的衣服，電影服裝設計師得負責設計和製作。電影裡有皇帝，也有乞丐，如研究乞丐的衣着，但乞丐也有不同個性，有的很整齊，有些則不，顏色質料樣樣講究。衣服通達權力、地位、心理和文化，所以衣服不是時裝，而是符號。」一套衣裳學問之大，如同張愛玲所說，衣服是袖珍戲劇。胡金銓導演習慣在製作公司開設小型工作室，當年Edith跟着他，搜尋圖錄上的古畫、傳世寶物及明朝出土服飾文物，為這套《笑傲江湖》專門研究和為製作戲服。

「美術指導、服裝設計、連演員都要花三個月讀書研究，認真的導演才會這樣做。」這種研究與考據經典的工作模式，不是人人吃得消，跟着胡金銓導演，自然叨來一點名聲與根基。及後開設電影戲服製作工作室，一室過千藏書，延續埋首研究引典、製作戲服的工作模式，許多著名導演徐克、李安啊王家衛啊杜其峰的作品她也曾參與。她一生之中，一直出現特別的人物，她說她所有經歷，都是無意之間發生。

「做做下頂唔順，我就會走佬啦。」

Edith順應她的遭遇，自然而言，滑落自各處，她自有平常心，唯有一件意料之外的「好事」，讓她憶來倒不太順勢。1990年，她在電影圈打滾三年左右，打算收山，轉為開設工作室，接電影製衣工作來做。同年，她憑《滾滾紅塵》獲得金馬獎「最佳造型設計」及「最佳美術設計」兩個大獎，獎項卻沒令她開懷，或用來炫耀。「那時我已經離開電影圈嘛，也不需要被鼓勵。得獎是一個意外，我入行的資歷淺，這對其他前輩不公平，所以我死好運囉。」

提起此獎，她依然有一點耿耿於懷。當年她有兩套戲《滾滾紅塵》和《笑傲江湖》入圍金馬獎，她想，即使得獎，也最好也憑《笑傲江湖》吧，因為它奠定她投身古裝行列，為奮力至極之作。意外就是不如人意，落空了，她又想，別人錯認她死好運，忘記她的努力，她寧願不要。「拿獎真令我無奈。」連她的網站倒閉，也沒時間整修發佈，她回想，不知道這頭銜於她的意義為何。

「如果你心想，啊，咁都幾好啊，又有嘢做，咁你咪唔郁囉。好多嘢做做下我頂唔順，不滿現狀，就會走佬啦。」在電影圈工作三年，怕那種日夜癲倒，於是逃出，自己開工作室接電影服裝設計，一做做了十年，又嫌沉悶，逃去做別的。香港回歸後，招來一陣中國風熱潮，對各朝歷代衣飾的熟知派上用場，Edith成為了數間公司的服裝顧問。做了四年，又開始嫌客戶麻煩嫌人事複雜，她再一次走佬。及後，越遊染指越多的工種，越遊她也越自由。

「有啲野，你要識，就一定會識。」
時裝界或電影圈的人認定Edith博學，富研究精神。例如她不過幫救世軍紡織計劃當義工，弄一弄，懂得操作紡織機，開班招生，旋即被眾人視為紡織達人，不少用工業紡織機的公司也找她設計。她說：「我翻書自學而已，但永遠都是這樣，人人覺得我比他們更懂。你肯比錢，我有興趣、咁我咪做囉。」她嗜書，只願花錢買書，一晚至少啃掉一本，消化工具書於她易如反掌。「事實上有啲野，你要識，就一定會識，問題喺你想唔想識罷。」她神態自若，看來這項絕技也平常不過。

Edith到處教人紡織染布，辦展覽，推廣中國服飾及布藝文化，一說到與紡織相關，她就滔滔不絕。「你看，『素』字，與紡織有關；織布「機」上有幾個線圈；『絲絲入扣』，也與織布有關，連紅、紫和綠等的顏色字都是「糸」邊為部首。原來『糸』這部首包含了世界，我更加肯定紡織在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後來Edith更將「染」字拆開為「水、木、九」，顯示染紡織品要以植物加水，重覆多次工序。以中文字為始，啟發她研究草木染，返回紡織原點。

「我必定承認，我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在中國，不少富商都想參一腳，嘗試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不乏資金，大概就缺乏像Edith這類人，曾周遊列國，回流新點子；周身刀，營辦博物館、工藝技術或市場推廣，樣樣都懂一點，也有興趣。某天，一對夫婦光臨「Cloth Haven」，招攬她到上海金澤工藝館推廣傳统纺織服飾文化。「別人有循規蹈矩的方法，我則有不正規的想法與方法。我想，那不得不承認，我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即使她不是博士或教授，卻比國內的專家更能勝任，簡單如文化傳承概念，就把閉封在玻璃箱內的紡織藏品重新注入生命力。

「中國的傳承文化是，什麼嘩幾罕有啊失傳啊，一失傳，把它編歸國寶，由專家攬實，自保專家地位，不繼續推廣當然會失傳啦。我很欣賞美國博物館的教育，鼓勵大家以自己的角度閱讀藏品，讓你研究及學習工藝，再自行運用。真正傳承是要你拿上手，仔細看，而不是放在博物館，遠遠觀賞，什麼也學不到。」一味懷緬只會失傳得越快，變化、跟上時代才能活命，所以，Edith將五千多件藏品放進金澤的資料館，編好年代與民族，歡迎大眾預約學習。

Edith曾與藝術家馮美華（May Fung）閑談，May問她：「點解唔喺香港攪？問政府攞錢囉。」Edith回說：「問政府攞錢咁麻煩，咪搞我，咁啱有人搵我，我先做。」她認為，如果推廣的方向走對，即對方付錢讓她做應該要做的事，她努力就行。順勢，做自己所愛，做來才不會勉強吃力。

攻讀農務系

LLM_COVER STＯRY

攻讀農業系

文／余婉蘭
圖／被訪者提供、余婉蘭

「食物將成為無價之寶。」著名投資者羅傑斯不談股票，樓價或黃金買賣，他由裏腹的食物談起。羅傑斯曾與索羅斯成立量子基金，早年看準中國市場，投資有道，三十七歲已光榮退休。現在，他預言，由於金融行業積欠了大量債務，政府對金融行業越來越不滿，稅制和管制措施亦令遊戲變得難玩，未來幾十年，企業管理學位將一文不值。他鼓勵美國年輕人：「不要在華爾街打拚了，讀什麼金融？讀什麼工商管理？糧食價格不斷上漲，去讀農業學位吧！」

羅傑斯的思維貫徹投資者利益至上的思維，以獲利為鼓吹的主因。在想，此時此刻，一群年輕人，在亂世裡修讀農業科、當農夫，多多少少想為城市減輕罪孽吧。

氣候變化令全球糧食減產，食物庫存量在1980年代升至極高的水平，現在已經降至歷史低點，大約占消費量的14％。未來十年間，人類將面對糧食短缺危機。歐美專家預測，以農業為基礎的生命科學產業，將成為21世紀的主流產業。

人類由第一產業農務與採礦起家，經歷工業革命，後來，資訊及金融產業帶領世界， GDP和經濟發展直線上揚之際，人類的生活環境卻每況愈下，困境多多。世界各地越來越多年輕人，高學歷、理想化，卻走「回頭路」，跑去當農夫。如同循環之道，在臨界點及爆破點跟前，人類必須重新思索，返回起點，或者會有出路。

香港又如何呢？東北發展計劃裡，香港政府打正旗號，寧願讓路給豪宅，也要毀掉新界大片農田，甚至暗地將香港人住屋需求與農業發展對立；商業掛帥，中環價值至上的香港，揚言立志當農夫，會被大多數香港人取笑思想落後，不思進取。香港文憑試剛放榜不久，各院校公佈大學聯招的結果，工商管理、會計學依然是大熱科目。世界紛亂如此，錢和GDP無法為後代添福祉，無法滿足社會永續發展，到底誰落後？

問香港理工大學學生輔導網絡主任崔日雄博士，港式選科思維落後嗎？他回答：「當然落後，因為大部分香港學生選科以市場導向，只考慮『穩陣』，但求畢業後找一份穩定收入的工作，所以最喜歡選擇工商管理、金融學系等熱門學科。另外一種落後思維，則以成績決定選科，我經常看見，許多名校的老師鼓勵學生選擇某幾科熱門科目，學生也覺得，成績好就要選擇環球金融或工商管理等預見前途光明的學科，視野狹窄。」提起香港尚未發展的農業學科，崔博士則稍嫌說法誇張，話題卻令他思考，香港基礎產業的確欠缺發展，建築、飲食、農務等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都沒有人入行，大批學生湧去讀商業科或酒店管理學，令人力資源出現錯配的情況。他覺得，第一產業需要發展、再造與更新，政府必須進口長遠預測，公佈未來社會發展，這樣有助拉闊學生的選科思維。

一直有這種說法，香港年輕人打一世工都買唔起樓，不如拒絕低下頭日做夜做，他們變得比從前敢想，有一批率先走出來，搞社運、做農夫、參加工作假期、環遊世界、當自由工作者或投身環保與保育。雖然兩者的關係並非必然，至少現世代越來越多年輕人試圖向自已發問，意圖進入世界，他們做的事不必偉大或驚天地。誠實地面對自己，問自己想如何過日子，至少世界不會變得太差。訪問兩位投身本地農業運動及教育的八十後，阿龍與阿洛，他們並沒有落足牙力，鼓勵其他年輕人非加入本土農業不可，他們一致認為，一個多元城市，工農商都齊全。讀工商管理也好，讀農業也好，二者並非對立，彼此不必排斥。最重要是向自己誠實發問，是否喜歡？是否感興趣？別由他人替你做主。他們熟練而開懷地談香港農業，原來，農業不是核心價值，自由才是。
農的後人
 

劉海龍　 八十後，中文大學地理資源管理學系碩士學生，研究研究香港農業變遷及多功能性，創辦中文大學農業發展關注組，現積極投身本土農業運動。

環觀香港的小學至大學，並沒有農業這門科目可選修，但聽阿龍說，從前鄉村小學設農業科，專門教授農耕基本知識，方便孩子幫忙家裡種田。翻開1990年教育局出版的中學地理教科書，仍有一部分是關於香港農業。當阿龍升上中四，即2004年，教科書改版，農業部分能刪除的都刪除，可憐兮兮地餘下農地圖例辨認而已。官方教育渠道，香港農業知識缺席接近十年，難怪不少香港人並不知道香港鄉村歷史、老農夫的故事，甚至訝異於香港原來仲有田？後來，香港無得養雞，無得養豬，聽阿龍說，在農墟目睹有個小朋友連雞也認不出。

香港農業曾經萎縮二十多年，關注農業的香港人沒有幾個。雖說阿龍修讀地理資源管理學系，讀過食物安全、生產及世界性糧荒等科目，沒有因此更接近本土農業。 直至2010年暑假，他參加了馬屎埔村導賞團，始真正接觸本土農業。「同年十二月，我在南生圍看見一幕震撼畫面，三個籃球場般大片的樹木燒成焦土。究竟人類應該如何與大自然共存呢？」他去過馬屎埔，覺悟答案就是食物，食物是大自然與人類之間最大的扣連點。
 

「世界各城市大搞都市農業，解決城市發展帶來種種問題，我在想，香港未來該如何發展？」阿龍天生熱血底子，喜歡嘩啦嘩啦地大笑，因有着地理人的謹思與理論分析能力，談起香港農業政策問題，不浮誇煽情，讓人感覺實在與信服。

阿洛　 八十後，畢業於IVE環境學及環境管理學科，現就讀公開大學環境學學士學位課程。樸落田負責人之一 ，負責協助設計及管理有機農墟，從事有機耕種、家居種植及環境設計課程教育工作等。

阿洛很年輕，他第一句話就溜嘴：「啊，要小心說話。」大概他察覺到，自己每一句被錄下、即將被刊登的話，將影響他以及許多。溜嘴代表年輕，但這種慬慎言辭，又為他加添老成。
他本來念工程學，只是後來轉系到環境學及環境管理學科，念工程的同學仔畢業後薪高糧準，銜頭專業。到他畢業時，眼前兩份工作，一份是一萬二千元的辦公室行政助理，另一份幾千蚊的農場開荒牛，而他最後選擇後者，只因機會難逢，唯有節衣縮食過日子。後來又到美孚農墟幫忙，認識了讀電影系的Joyce及翻譯系的 Yvonne，三人說要搞農場，做農夫，合力開了樸落田農場，種咖啡豆、種果樹和蔬菜，同時主力做園圃設計、農業教育的工作。
阿洛邊做與農業相關的工作，邊在民間學習，他參加過樸門永續農業課程、香港有機農業入門基礎或草藥學課程等，前前後後花了五年時間。「新一批的農夫以自學形式學習農耕，閱讀由文化人寫下的理論書，或只搬外國入口的理論，感覺不夠實在，並沒有針對香港環境。」他一直希望從學院學術層面看香港農業，不過香港最接近的科目只有地理學或生態學科。阿洛說，有機會的話，未來想到台灣農務學系學習。

消失的農業政策？

政府最喜歡順應香港地少人多的迷思，猛說香港土地不夠，非要發展新界東北不可。2011年漁農署公佈，香港尚有四千公頃的荒廢土地，面積約為二百多個維園。阿龍說：「香港荒廢農地多到嚇親人，計一計數，足足養活二至三萬名農夫。」但是，為什麼香港的農地會被荒廢，繼而成為地產商的囊中物呢？

阿龍認為，香港並沒有完善的農業保護政策，沒有劃出不可更改土地用途的農田，地產商在過去二十年瘋狂收地，老農夫找不到人接班，只好賣給地產商，因怕麻煩，不敢長租予有意入行的農夫。「如果你真心投身耕種，以一位經驗豐富的農夫作計，摸熟塊地至少需要一至兩年時間，短租根本令他們不敢落基建。」阿洛也指出，從前幾千元年租一大片農田，現在則以租屋價錢租田，昂貴的租金直接打擊本土農業發展。其次為技術問題，就阿龍觀察所見，香港大部分的耕作班以理念或興趣主導，無法確保你讀完就能以農夫身份謀生，究竟如何種到一棵符合市場水準的菜呢？如何在一年內規劃好種植次序？如何確保收入穩定呢？如果將農業作產業發展，政府必須擔任營運方面的支援角色。

聽說，香港是全世界最難做農業的地方，因為搶地太勁，因為政府從沒有想過如何可持續地發展城市。尚未爭取到最好的客觀條件之前，阿龍他們率先得在新界東北發展規劃上，搶救農地，抗衡城市神話化式的發展論。「啊，火頭處處。」阿龍苦笑。

蟄伏的農業潮

香港人關心飲食健康，卻未必關心本土農業，我和阿龍研究到底背後跳了哪些步驟，阿龍想到其中一個可能性：「因為我們只知道邊度搵到所謂的「好嘢」食，卻不知道好嘢食係點樣黎。」社會富庶到我們錯覺食物是變出來，錯覺彷彿永遠吃不完。甚至尚有許多香港人盲目地認為，中國大陸永遠頂住香港，未意識到本土農業對自家糧食命脈的重要性。阿洛說：「前天文台台長林青先生說過，由於氣候變化，2030年的中國只餘九成糧食出產，究竟我們吃九成就足夠，還是有一成人無嘢食？中國未必如同以往善待香港，畢竟中國經濟力日漸與香港看齊。近年多了內地人前來香港買有機菜，將來又會否變成搶購奶粉的另一個版本呢？」如果內地發生任何天災人禍，本地農業有穩定的供應量，可以穩住菜價。阿龍則預見，未來大陸菜價將持續上升，大陸常規菜有機會貴過本地有機菜。
我們以為農業無用，但農業屬於初級產業，即各種產業的源起，也是廚餘和碳足跡的終結者。首先農業發展可推動社區經濟，製造就業機會。「食物生產出來，下一步就是食物的銷售、加工，引申至飲食業等，可以創造許多就業機會，養活眾多人口。」據阿龍說，塱原濕地最近種植蓮子，收成後運送到某社企，由一班師奶負責整月餅再銷售出去。另外，垃圾迫爆三大堆墳區，黃局長為之頭痕，原來耕種非常需要社區廚餘作堆肥，農夫既節省買肥料的金錢，又能將垃圾轉代為食物，如阿龍所言，減輕一點城市垃圾無底洞的罪孽。如果香港減少輸入外地或內地的蔬菜，轉為食用本地菜，同時可終結運輸食物時所放出的碳排放，也終結更多我們所不知道的生態破壞。阿龍說，街市常買到的銀川菜、寧夏菜心等，是由內蒙古下的某省分，近乎沙漠的地方泵地下水種植，非常折墮。

半農半ｘ

阿洛現在與友人發展「城市生態」的保育工作，政府時常說要做好城市規劃，令他開始思考，究竟城市中還有多少生態資源可以開發？城市綠化帶負載了什麼功能呢？農業也是「城市生態」的重要一環。阿洛不是全職農夫，他說，只因未放得低保育及教育的工作，現在他與兩個拍擋一樣，以「半農半ｘ」的形式生活。既發揮個人所長，又可以歸園田居，改善生活質素。「以前睇職業好死板，讀什麼系就做死一份工作，現在可以看寬一點，職業都是為了生活過得舒適而已。」阿洛表示，這種「半農半ｘ」混雜生活模式非常適合香港人。  
上一輩耕地耕到老，日曬雨淋，養活一眾妻兒，寧願下一代舒舒服服地到城市的辦公室裡打工。讀唔成書先走去耕田？這已成為過時的刻板印象，不願意困在辦公室、全職投身農業的年輕人越來越多，明知好難搵食，但為興趣，為自主生活，也為社會使命，向香港人示範城市發展的可能性。現在，除了年輕人以外，也有退休人士、家庭主婦或選擇在鄉郊租一塊田，或者在天台種菜，都市農業運動在民間萌芽成長。

聲音圖書館 藏聲角度

進修生活雜誌<興趣小組>

聲音圖書館　藏聲角度

文／余婉蘭

圖／余婉蘭、被訪者提供

聲音經驗是一種若隱若現的身體經驗。它有即生即逝的特性，你隨時擁有它，偶爾你遺忘，又隨時失去它。你不習慣將這種經驗宣之於口，它只保留在聽覺之中，流落在耳朵附近。缺乏聲音的詞彙，文字似乎無法細緻紀錄，只有當你返回那聲音場景，才勾動一種淺淺而熟悉的感覺。這一種若隱若現，由來於疲弱、輕視，沒有再多的了。民間藝術團體「聲音掏腰包」（SOUNDPOCKET）的成立，做的是重新振作這種經驗，顯現這種本應與視覺或觸覺有相若強度的聆聽經驗。當聆聽一回來，世界就會以另外一種模式呈現。時常想像，失明人士所構築的聲音世界，豐富、層層疊疊、事物都有菱有角，即使沒有視覺安撫你，卻毫不遜色。我們的聲音經驗，需要一個開發過程。 

一年多前成立的「聲音圖書館」為「聲音掏腰包」的分嶺項目，圖書館在第一階段發佈了由18位採聲人共同搜集的120多段聲音，搜集到的聲音廣泛而地道，出乎預期的逗趣，如國民教育會場持反對意見的叫聲、藝術館關閉一刻的聲音、黃金商場對出炒粟子聲、驚蟄時小坑村的昆蟲聲、在北角某燒鵝店的斬叉燒聲等。由於每一段聲音都有一個獨特的場域，與採聲人的經驗相關，所以，我們在圖書館晃蕩尋聲，翻閱不止是物理性質的聲音，而是他人獨特的聲音故事。編輯暨研究員羅玉梅（阿梅）說：「英國有一種聲音圖書館叫British Library，他們的分類依據音樂的種類，如爵士樂、藍調或搖滾，非常正統；也有些聲音圖書館製作聲音罐頭，方便拍片的人找聲。我們聲音圖書館不是這些類型，我們希望公眾多留意聆聽環境和聆聽文化，並以聲音概括香港人的故事。」

項目經理蘇瑋琳（Solam）說，願意捐聲的人，都要先填寫一份紀錄，寫上採聲地點、時間及目的等，這反映到聲音在不同空間呈現所給予採聲人的意義。她記起曾經有一位採聲人，寄來一段吹色士風的聲音，她覺得聲音有一點不同，發現原來因為他在行人隧道錄的。不同的地點，樂器的音色都有一點分別。

從聲音裡掏出＿　＿

「聲音掏腰包」創辦人楊陽在《訪外》的訪問中談到：「聲音就像口袋一樣，你放什麼進去，它的形狀就會隨之改變。我喜歡那種彈性。」所以在圖書館裡，你並不會一板一眼翻來水聲就是水聲，狗吠聲就是狗吠聲。如口袋般任意改變形狀的特性，也體現在圖書館的分類上，阿梅說：「我們不希望將聲音框死在某一特定形態，限制別人對聲音的想像力，所以我們以廣闊的想像空間為考慮，例如『在公路旁』分類，你會想像，究竟在公路旁除了車聲，有沒有狗吠呢？又有沒有人吵架呢？在同一場境再引申更多的想像。」

鄺永嘉（阿嘉）負責網站文字書寫的工作，他說：「我們大可以將昆蟲叫聲都放入『蟲聲』類別，但這太沉悶了，我們不希望文字變成限制。後來我們想，不如從漫畫『草食男的桃花期』借來『桃花期』，因為昆蟲發出聲音是為了求偶，『桃花期』意指動物的戀愛期。」在圖書館的分門別類裡，你意想不到聲音的各種面目，空寂、粗糙、溫度、斷掉、盡頭與悲傷。

聲音消失了？　還是聽覺消失了？

策略外展主任李慧美（慧美）主修中樂敲擊，她一向着重聲音的音色、線條、和諧的美感等，加入「聲音掏腰包」後，她倒希望從整個交化或生活連結這角度，去看聲音另外一種意義。她有感社會的改變對聆聽經驗帶來了改變，「巴士裡的密封環境，令你無法聽見街外的聲音，廣告啊圖象，視覺花紅花綠排山倒海地向你湧來，任意地導嚮我們。我記得從前在山頂可以聽到維多利亞港的船聲，現在高樓大廈都把聲音擋住。香港的城市化發展，令到我們聽不見聲音。」她認為，聲音在城市裡被「滅聲」，令人們即使張開耳朵，仍然聽不見聲音。

香港的生活本來就太單一，忽視細味，不止聽覺，就連味覺及觸覺都忽視，只剩下眼花撩亂的視覺。阿嘉說：「大家都喜歡塞住耳朵，為什麼不張開耳朵，或者可以偷聽一下地鐵站裡的人都在聊什麼。聲音文化在於你對世界的好奇，它與其他藝術形式都非常相似，都盛載了社會意義和故事。」阿梅想起之前聲音圖書館公開放映的一套新加坡紀錄片《Singapore Gaga》，這套紀錄片正正以聲音反映新加坡獨特的歷史文化，「導演在新加坡到處錄下別人唱的歌，例如有移民海南老伯唱帶海南音的歌曲，也有人在賣唱帶福建口音的『一蚊歌』，這反映新加坡混雜多元的移民文化特色，那裡是一處華人交集的地方。有趣的是，唱歌的背景聲音卻是地鐵站的英語廣播，強調當地以英語為日常語境。」

夏至聲帶　世界的聆聽日子

阿嘉現在正進行一項二十四氣節的採聲項目，概念沿於中國黃河文化，原來，二十四氣節裡，每一個節氣都有一種特定的聲音。在香港，除了融雪聲以外，春至時較強的季節風，春分行雷，驚蟄時蟲鳴等都可以採集，氣節特徵非常明顯，阿嘉希望能錄製香港版的二十四氣節錄音，「二十四氣節是為農夫設立的耕種的守則，所以我選擇了農地附近進行錄音。」

由阿嘉這二十四氣節的採聲項目激起靈感，「聲音圖書館」推出今年世界聆聽日的活動「耳朵外展計畫：記下夏至」，7月18日的世界聆聽日為加拿大作曲家教育家及環境保護家Murray Schafer 的生日，他曾於1974年的夏至進行一次24小時的田野錄音，成為其廣播計畫《加拿大聲境》的一部分。為了向他致敬，阿梅他們早於6月21日夏至當天在孔嶺進行一次24小時的田野錄音，並將於7月21日在樂富的配水庫播出田野錄音片斷，活動也歡迎各位一同分享及聆聽夏至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