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呂烈丹

進修生活2-3期學術達人

考古學家呂烈丹

立於紛沓歷史
文／余婉蘭

圖／PM（pmchiu1030@gmail.com）

中文大學人類學呂烈丹教授是記者的大學老師，我上過幾門她開的課，卻很少談話。 交流得最多的一次是，我們往來過幾封電郵，討論關於「被摧殘的女性身體會有什麼後果」及性工作者的遭遇云云，頭一兩封電郵我過於毛燥，衝口而出，呂教授的回應也不甘示弱，結尾說「如果這是你的價值觀，我無話可說。」過一會，她發來另一封電郵，再次將立場講明，心平氣和。結尾她說：「我想，我們大家都需要去認真思考。」數封電郵，一來一往，向對方張開耳朵，克制毛躁，後來倒是作為學生的我，增長了見識。

在師生之間，這大概稀疏平常。訪問時我們聊到香港社會「以自由之名剝奪別人的言論自由」的毛躁現象，就讓我想起這件小事。呂教授說：「言論自由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講法，但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力。真正民主社會，要容忍不同的聲音存在。」這理所當然，也非常重要，但許多人早忘掉。社會紛亂不已，演變至各種事情都「大條道理」推向極端，你還在猶豫要否跟隨時，回到校園，教授當頭棒喝一記，提醒你，無論社會潮流如何更迭，守着原則，以人類學家廣闊的眼界，看這個世界。

訪問前，呂教授向記者謹慎地表示，她不是香港第一位女考古學家，「政府部門很早已有女性從事考古工作了。」對着這類性質帶半分誇張的名號，她表現謹慎，不喜亂冠。

後來訪問過程中，問及她對曾擔任發展局局長，在各文物保育事件出頭的林鄭月娥，有沒有任何評價，呂教授淡淡一笑，說：「我不會評價別人，這不是我的風格。」

記者都喜歡打聽關於政府官員的「壞話」，呂教授的拒絕像面鏡子，稍微地反照到發問的不良心眼。形容那是學者端正、永不受魅惑的個性。呂教授說：「做學問，一就一、二就二。求真、認真謹慎、堅守原則，這與我念考古學的訓練有關，但我認為這些立場，每個人在工作上都要堅守啊。」

她記憶在北京大學當研究生，畫比例縮減一半的考古圖。畫完以後，老師看過圖，對她說：「再畫過，你的比例欠0.1cm。」別人認為不過零點一厘米，比芝麻還小，但對研究的影響非常大。她從這些細節領悟到，在考古學領域，需要時刻認真，連分毫也不可走漏。

「我曾講過埃及那個學術笑話。一隻老鼠在地層打了地洞，考古學家挖掘時沒能分辨它，混淆地層，錯誤將三千多年的小麥當作一萬多年前的栽培小麥，造成嚴重的誤導。」

古典人生

呂教授在廣州長大，母親是中學老師，教學忙碌或只顧着照顧年幼弟弟，鮮可理會自己。幸好家裡堆滿書，她特別喜歡看書，從小就逐本翻。三四歲她就背唐詩，七歲時看第一本小說。無獨有偶，那本書的主角是居里夫人，「我記得，後來居里夫人病重，是因為長期在放射性的環境中進行研究工作。」

七歲至二十歲，是她閱讀古典小說的年華。到現在，中外經典小說幾乎讀清光，她說，現在走進圖書館，她也不知道該看什麼小說。

想像在呂教授的身體裡，有古老靈魂，她的品味都在久遠。例如文學方面，她喜歡俄國的托爾斯泰、法國的大仲馬小仲馬、印度的泰戈爾、中國的漢賦唐詩宋詞等。音樂也喜歡聽古典音樂，如蕭邦、貝多芬的樂章，再多也只止於民歌及鄉村音樂。她對羅馬希臘的古典藝術情有獨鍾。她說，印象派之後的藝術，自己就不懂欣賞。

「從小就喜歡歷史、文學和藝術，最後為什麼選擇考古學這條路呢？藝術學科好像有些天馬行空；受後現代主義影響，連歷史也可以產生各種詮釋。我見識過中國大陸，因為不同時代的價值觀、政治立場、持份者更迭，對歷史研究及歷史事件的評價就有天壤之別。我覺得，考古學實實在在，它融合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其中某些基本因素不容易因為時代價值觀而扭曲。例如一個地層，青銅時代就是青銅時代，你不可以任意顛倒。」

1985年，呂教授考上了北京大學的考古學碩士。那年代和現在的共通點，考古學都偏，不熱門，社會急着要發展，寧願關注經濟、民生、住屋、醫療等議題，與古董打交道，像太守舊落伍。但呂教授在學院受老師的影響非常深，她非常珍視與文物打交道的機會。1994年，呂教授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攻讀考古學博士學位。 2000年8月正式到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任教考古、博物館及文物保育等科目。

歷史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資源，毀了就沒有。呂教授覺得，如果香港人關心歷史與本土文化，應當關心考古工作。「考古發掘和研究是揭示古代文化和社會變遷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2000年我曾參與西貢沙下的搶救性發掘，在沙下發現的碳化稻米和植物硅酸體，是香港考古遺址首次發現古代的植物遺存，顯示香港在大約4000年之前就有栽培經濟，香港古代居民並非只是漁民。」

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都在逐步修正香港的歷史。
多爾多涅的年少回憶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上半年，呂教授是法國一個考古研究所的博士後。2000年夏天，她交了博士後報告後，一身輕鬆，隨即到歐洲各地遊覽。其中，在法國多爾多涅佩里格區(Dordogne Périgord) 的經歷，叫她難以忘懷。記者曾在課堂上聽她說過一次。

呂教授鮮有在課堂上聊自己的事，就唯一這一次課堂上，她眉飛色舞，形容當時還年輕的她，在法國多爾多涅，騎着單車，穿過優美的河谷地帶。課室裡的我，總能想像到那一陣風，吹在她身上。

多爾多涅Vallee Dela Vezere河谷地區有個山洞，叫Lascaux，裡面畫滿一萬八千年前的彩色壁畫，據說冰河時代的人類從礦物中提取顏料，然後用獸皮、植物纖維紮成的毛筆或手指塗抹顏色。洞窟佈滿超過1500幅動物的畫象，鮮活逼真，是人類文明最早的藝術作品。當地為了保育壁畫，洞穴長期被密封，2000年時，每日只可以接待三位持有文物部門介紹信的訪客， 其他的遊客只可以在複製的洞穴Lascaux 2參觀。

「在北京大學讀舊石器考古的時候，老師就說過，多爾多涅河谷是舊石器文化的聖地。法國西南部和西班牙北部有很多山洞，裡面有三萬多到一萬多年前人類留下的雕塑、壁畫、浮雕等。」2000年在歐洲期間，呂教授取得法國考古學中心的介紹信，一個人直奔多爾多涅，在河谷一帶的村落住下來，租了一輛單車，參觀了Lascaux洞穴，也遊覽了多爾多涅很多舊石器文化的洞穴遺址。

差不多兩個月的遊歷，引發她對文物保育管理的興趣。「當年遊歷歐洲各國，美不勝收，與所見過的熟悉如中國、香港、澳洲等城市差距太大。」例如，她看到法國的城市，將文物保育視作城市規劃的一部分，其中以巴黎為例，城市規劃時，會將其新城和舊城分開，以減少在歷史城區的商業發展；以多爾多涅的首府為例，她看見歷史城區建築風格頗為統一，居民都將新建築的屋頂，漆上與歷史建築相似的顏色。

呂教授感嘆地問：「為何當地居民能共同遵守歷史保育規則，並如此珍視城市的歷史景觀？」

文物保育的政治性

英國在十六世紀已開始做文物普查的工作，了解國內的考古遺址、歷史建築數目，在歷史建築保育上已較成熟；法國、德國、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城市，花大量力氣在文物保育的工作，以保存獨特文化和歷史面貌，逃離「千城一面」的世界趨勢。全世界的城市，都面臨文物保育與發展間爭持不休的問題，那香港的文物保育情況又是如何呢？

「文物保育涉及土地，是重要公眾資源，需要大規模的公眾諮詢，不能只被少部分人決定。然而，以人類學角度而說，文物是一種動態和改變的概念，因應不同的時代、社會價值觀和經濟等各種因素改變。香港人對於香港自己的歷史有什麼看法呢？什麼是值得保留呢？香港人能決定城市的歷史景觀嗎？」

呂教授認為，世界上永遠沒有「純正」的文物保育，保育受到政治、宗教、經濟及意識形態的影響，背後總有利益團體去推動。「1997年之後，香港人忽然懷舊，這種懷舊由許多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因素所推動，包括香港人對本土文化及身份認同，希望保留屬於這城市的建築及文化，保證城市擁有特色，這是重要的政治因素。另外就是經濟因素，1997年後社會貧富懸殊加劇，有一部分熱心參與保育的人，較多是對現存政治體制持批判的態度。」

看紛擾社會的眼睛

由香港本土性，很自然地聊到歷史感，再聊到國民教育。事情已告一段落，學生歡天喜地，毋須修讀國民教育。在香港，國民教育如同禁忌，與洗腦無異。在呂教授看來卻覺得可惜：「國民教育是令大家認識這國家，從批判的角度看中國，不是叫大家崇拜共產黨。講洗腦，還有其他更不為人知的洗腦正在進行。知識就是力量，為了反洗腦而拒絕認識中國當代社會，吃虧只會是自已。缺乏知識的人才容易被洗腦。」

眼見社會衝突越演越激烈，越來越多人靠惡意攻擊、紛爭謾罵以取得「真理」，每一個人都企硬，將自已的利益最大化，不肯退讓和協商，呂教授看得不是味兒。她引用魯迅先生的話：「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也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從古到今，人類社會必須通過不斷的協商和妥協來解決問題。沒有協商和妥協，人類社會只會持續衝突，最大的衡突就是戰爭。」呂教授憶述，於年少時遇到一群到世界各地旅遊的人，她與他們沸沸烈烈地講起中國各種問題，當時，他們回應一句：「每一個社會都有問題。」

呂教授當場被提醒，「他們說得很對。作為年輕人，見識太少時，觀念會傾向偏激，覺得眼前才是最大的問題；放眼世界，每一個社會都有問題，永遠解決不完，而寸步不讓，更是永遠無法解決矛盾。連美國財政懸崖危機的決議，要討論至31號晚上，雙方各退一步，才得以解決。」

在飄擺搖蕩的世代，呂教授衷心希望：「年輕人要多看書，讀歷史，開闊眼界，認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