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產片番生

進修生活10-11專題

港產片番生?!

文／余婉蘭

八十年代是港產片的黃金時期，面向龐大的東南亞市場，不愁沒錢賺，每年可出產二百多部港產片，喜劇、文藝片、情色、鬼片、Cult片或黑社會類型，題材不限，風格任意奔放。小小香港，當年竟是全球第三大電影製作中心，甚至被冠上「東方荷里活」之美名。養份如斯充足，一班新浪潮導演冒現，許鞍華、徐克、譚家明、方育平等，他們關心社會上的邊緣人物、本土及小眾議題，調子叛逆與悲觀，背向主流，造就了銳氣爆發的香港電影新浪潮。

只是，盛衰必然交替。九十年代始，盜版大行其道，東南亞市場萎縮，香港電影走進黑暗時期，港產片邊拍邊蝕錢。沒市場、沒錢，新浪潮的銳氣被洗刷洗淨，只餘下屈服，粗製濫造的港產片於此時與爛片齊名。據說，當年許多資深電影人挨不下去，紛紛轉行，而留下來的，為保住唯一的香港市場，題材一味兒警匪槍戰黑幫，商業至上，氣息萎靡。

直至2003年，CEPA誕生，中國市場大門打開，國內經濟發展迅速，中國人開始願意到電影院看電影。香港電影的黃金十年，地點在中國，趨勢無可逆轉。不少導演拋下一句「香港電影已死」，奔向十三億人口的市場，趕拍合拍片。當一劃分「合拍片」這名目時，它的對立面同時衍生，本土電影的姿態竟鮮明過來。彭浩翔與杜汶澤率先標榜純本土製作，香港觀眾餓久港產片，本土製作竟始料不及地受歡迎。根據香港影業協會的數字統計，近三年間，港產片的數目回升了一點，每年約有五十部上映，排頭十位最高票房記錄為數不少是純港產片，其中《低俗喜劇》更勁收三千萬票房。

明顯的蘊釀至最近，2013年的香港電影彷彿復甦過來，片種開始變多，營銷手法也見創新。《狂舞派》大收一千三百萬，我們口中純本土電影的身姿再超脫一點。定睛一看，電影行業內外需要一個寓意式的奇蹟，名不經傳的《狂舞派》叫好叫座，自然成為時代符號，重新被提醒香港本土電影的可能。有人說，香港電影是死不去，衰落而已，但總死不去。因為香港電影曾積累而來的工業化根基，定能隨時代換貌生形。盛衰必然交替，所以，衰敗過後，將可能迎接什麼光景？

狂舞派的時代啟示
拍完《狂舞派》後，香港電影導演會叫黃修平填表申請入會，此時，他覺得自己總算入行，真正成為導演了。一直以來，他遊走教書、接拍短片糊口及創作電影之間，十多年來沒有固定身分。也由於他與香港電影工業保持一點距離，《狂舞派》充滿實幹與激情，別於往常港產片的套路和態度。「《狂舞派》的成功令我相信，香港再不像從前，只依賴食腦、食綽頭及精叻。香港地，原來實幹尚有其價值，單純地相信一件事，盡力做到最好，所產生的能量非常巨大，希望《狂舞派》給予尚有追求的人一點力量吧。」香港人的典型形象被一整個顛覆，讓人看見，它的裡子有與柒良相像的真誠面貌。

黃修平屬於幸運之神願意眷顧的人，因為結果尚未揭盅前，他總面朝光明，自信十足之餘，一步一經營，所以結果總能被扭轉。後來，他提及《狂舞派》將開拍續集時說：「然而，為什麼電影史上續集一定差過第一集呢？人的歷史就是如此，總逐漸面向衰敗，永遠沒有辦法梅開二道。」所以，他決定《狂舞派》即將跳過「二」，轉而開拍第三集。此時，開了一句玩笑，因為肩負太大的壓力，要以數字轉運？黃修平回應：「這種思考太消極了。我在想，如果敗在這種歷史的必然，續集一定衰硬云云，豈不是違反狂舞派的精神嗎？事情無法好第二次，關乎人性問題，是因為人沒有進步，是因為人為了爭名奪利。我要以此現象提醒自己及世人，所以才決定續集為《狂舞派3》。」黃修平生來的精神面貌含有那微量卻決定性的正向基因，一路聊着，他會逐一推倒觀念裡的負值與消磨面，才發現這部分非常狂舞派，值得年輕一輩學習。

導演另類的入行故事

黃修平說，他的入行經驗算難以歸類，十多年沒有做過一份正職，竟餓不死他，也有點閒錢去旅行，他笑說，自覺成為導演才是最近的事而已。

「大學畢業後我就想拍電影，但那時經濟低迷，幾經辛苦才找到一份影碟發行公司的工作，後來辭工拍《燦若繁星》，參加IFVA比賽，獲得金獎。」然而，得獎並沒有順理成章地帶他入行，倒是影碟發行公司老闆因喜歡他的短片，後來與陳可辛、陳德森組電影公司時，推薦黃修平幫忙拍電影的製作特輯。歷經數年，他才叫掹車邊，慢慢接近電影圈，進入有規模和有視野的地方工作。後來人脈由此開展，讓他遇上想提拔新導演的曾志偉，投資讓他開拍《碧咸遇上奧雲》及《魔術男》，開始進入拍攝長片的試煉。

都已經21世紀了，拍電影又何須從入電影圈開始呢？黃修平回憶讀大學時因手邊沒有拍攝器材，才決定到美國愛荷華大學電影學院當交換生，學習使用大型的VHS機和十六米厘菲林的拍攝器材，一嚐拍片之樂。「如果那年代拍攝器材有像現在如此便利，我不會花一年時間飛到美國讀書，反而躊躇滿志地組成一隊人，嘗試開始拍一套90分鐘的長片，參加比賽，放上youtube或Facebook，盡量到處發表作品。年輕人何不試着以拍片起家？才華再加上一點幸運，被賞識後再慢慢提升上去。」甚至，他目睹最革命性的層面，連會計師或警察，都以工餘時間拍屬於自己的短片。「搵食和拍電影不掛勾，咁先型，這種創作氣氛才健康。」

 
電影新鮮人入行紀實

近年來，各間大專院校推出不少與影視、編劇相關的證書或學士課程。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在四年前已開辦電影專業課程高級文憑，分野於學位課程，專職培訓實戰型的年輕人，以填補電影從業人員的不足。除了與電影創作及製作相關的課程外，新華理大設計學院亦開辨電影市場學設計師課程，以市場學角度認識香港電影發行業的運作，培訓電影宣傳與發行人才。林林總總，這種以學院化培訓電影人的趨向與從前紅褲子出身的大傳統迥然不同。

卓亦謙（阿卓）、陳梓桓（阿桓）和陳依婷（Jaye）三位八十後，自小夢繫電影夢工場，同樣電影科班出身。無疑學院訓練打下其欣賞電影藝術的基礎，但它始終不是職業訓練所，不設職場入場券，最後還看個人造化與機遇。他們三人的入行經歷各異，反映電影行業那獨特的潛規矩。

阿卓覺得，從前得在電影圈裡打滾十年八載，才有可能冒出頭，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可以參加短片比賽，拍出自己的作品，迅速被人記住。大學畢業前，他以「也許人生只得一次，無得衰」的心態，盡地一舖，拍了畢業作品《至少在夢裡》，短片的風格非常亮眼，被學院導師譚家明賞識，遂推薦予林超賢導演，其後，《至少在夢裡》更獲第十八屆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公開組銀獎。個人作品成為被辨認、被篩選的履歷，帶他入行。

阿桓和Jaye的入行經歷比較相像，從學院裡接駁電影圈的人脈。阿桓說，他每一份電影工作，都由學院的同學介紹。他從沒有經歷任何面試過程，拍一拍膊頭，就走去幫手。Jaye同樣經由碩士班同學的介紹，得到第一份美術助理的工作。「第一份工作過後，曾經閒賦數月，感到很灰心。未來充滿未知數，不知道有沒有下一部戲敲門。」幸運地，她第二份服裝助理的工作，由當導演的碩士班同學直接聘任，陸陸續續，第三份工作也找上門。終於戲接戲，工作沒有間斷過，她始感覺自已正式入行。讀電影系讓她確立進入電影美術部的志願之餘，也同時擴大了人脈網絡，但半半波，她認為入行還得看際遇緣份。

八十後情牽港產片　合拍片有原罪？

有人說，香港變得越來越香港，一談起港產片，八十後的本土情懷迅速地燃點，總激動萬分。阿卓、阿桓和Jaye異口同聲地緬懷八十年代爆發力驚人的港產片，有感氣焰已不復在。他們認為，雖然越來越多港產片開拍，出現搶人情況，大家不愁沒工開，但是本土電影的創意明顯萎縮。

Jaye最近翻看八、九十年代的港產片，發現連一套賀歲片都載負訊息，有些電影甚至探討政治或社會議題。「大概是怕審批問題吧，現在的賀歲電影多數笑過就算。」阿卓也認為，港產片的類型尚未回到百花齊放的年代，畢竟過去幾年，香港電影迎合大陸市場，自我閹割。只是近年出現地道十足的港產片，如《寒戰》、《狂舞派》和《打擂台》等，仍有導演願意作出各種新嘗試，叫他心尚存樂觀。

電影圈的年輕人多抗拒合拍片的大潮流，Jaye和阿卓卻步於內地荒謬的審批制度和限制，眼見許多香港導演拍出難堪的合拍片，他們並不期待這種扼殺創意的大趨勢。阿桓倒沒有過於抗拒這種氛圍，也願意投身當中，當作磨鍊，他認為，香港電影未去到置之死地，尚可苟延殘喘，都拜合拍片的出現所致。

訪問黃修平導演對於合拍片的看法，他早洗脫年輕人倔強裡的盲點，說：「合拍片沒有原罪，為什麼不利用合拍片的資源和條件，好好地創作自己的電影呢？它未必下下犯禁我們的創作。我見過最厲害的合拍片是杜其峰的《毒戰》，他拍盡大陸的黑暗面，連死刑都搬上銀幕，利用建制衝擊建制，拍合拍片可以勇過拍港產片啊！」

港產片　是生是死？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講師陳學人曾在邵氏、新藝寶等電影公司任擔任製片、監制、導演等要職，後來經營獨立製作公司，並投身電影教育工作，在電影行業打滾超過三十年，為電影行業的老行尊。問他港產片是否死去？他說，這是沒有答案的年代，正因為中國及香港的電影市場變化不定，形勢不斷改變，哪個答案都無法篤定。「最近香港政府透過CEPA，將各類港產片引進廣東省市場，與香港同步上映。你看，最近《迷離夜》可以在廣東省上映呢，這是一大突破，說不定可逐漸推到其他省分。分分秒秒在變化，我們怎可以一句就定奪港產片已死呢？」

香港電影發展局秘書長馮永曾接受報章的訪問時表示，近年申請融資的本土電影不乏低成本制作，反映香港電影開始反璞歸真。正因為內地拍電影的製作成本上漲，加上題材新意減退，情況如同九十年代的香港，不少北上的香港電影人察覺此道，也開始回流香港拍一些成本較低、題材新穎的電影，希望以好劇本、好演員，感動觀眾。正如陳學人所預計，香港電影業將以「兩條腿」的獨特形式走下去，一方面，不少香港導演前往大陸打工，製作上億元的合拍片，電影公司如何也不會放棄這條大水喉；另一方面則以純港產片掛帥，訓練電影圈的年輕電影從業員，雙管齊下。他甚至預計，香港電影題材不受限制，將來也許會有更多中國資金流入香港，開設以香港為基地的電影公司，利用香港的品牌與世界接軌。而港產片或合拍片之間的界線也逐漸模糊。他提議電影界的年輕導演，不妨將電影想像得宏觀一點，面向世界。

另類博士

進修生活12-01專題

另類博士

文／余婉蘭

原來「學士」、「碩士」是舶來物，歐美教育體制下的產物，但「博士」卻源遠流長，地道得多，據說來自戰國時期。戰國末年，齊、秦、魏等國均設有博士，充當參謀與顧問，在戰爭不絕的亂世裡，輔助國家。後來，秦國承接這種博士制度，設博士官，招徠各國的士人參議朝政，決定國家的重大決策。直至漢代，「博士」才由官職演變為教職，專職培育學生。

現代社會，博士漸被教育體制所吸納，成為繼「學士」、「碩士」之後最頂端的學位，雖然離不開歷史留下的教育使命，但其肩負「推進社會的發展」的道德使命，似乎越來越偏離。鮮可聽見有人念博士，是為了人類謀福祉，並且熱情專一地投入這種「憂國憂民」的理想化之中。特別在香港，越來越少本地學生願意從事「改善世界」的研究工作，或者也因為香港的研究生態存在根本性的問題，對人手需求大，卻往往欠缺研究資源。

隨着越來越多學院開辦修課式及研究式的博士課程，現在，甚至可以以網上遙的方式，或以在港報讀海外博士課程的形式，取得博士學位。距擠身博士的行列不再如同以往，難於登天，門檻稍微鬆下來，修讀的動機與出路也不再單一，變得多姿多彩。

馬穎芝　Joyce Ma 取得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學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海洋生物的生理學 (physiology)。她曾遠赴巴黎修讀化粧課程及於日本進修，主攻舞台、電影特技化粧及人體彩繪。現為獨立化妝及形象設計師，為不同商業機構、電影、演藝團體及教育機構擔任化粧及形象設計、導師等工作。最新作品為跨媒體劇場作品《伊甸》擔任美術總監。

博士化妝師　無與倫比的顏色
聽說，Joyce的博士論文是研究魚類體內的一種酵素 (enzyme)，大概，沒有多少人能弄懂是什麼，也沒有多少人願意花時間弄懂。然而，每個人必定對她生物學博士的頭銜大感興趣，於是每個星期，都一定會有人問Joyce：「你以前讀嘅生物學博士，同而家做嘅化妝，究竟有咩關係啊？」Joyce笑了一笑，說：「昨晚終於有人幫我解圍，他說，佢而家咪係幫緊生物化妝囉。」

從前，Joyce的母親也弄不懂女兒，常說，人地做化妝，邊駛讀咁多書？眾人的邏輯向來一致，反復的都是這些迷思，例如有人也會常說，你放棄咗「功名」，放棄咗好嘅前途。Joyce回應道：「其實根本唔存在放棄，我係學術果邊根本無做過咩，其實都只不過係讀咗個博士而已，我無放棄啲咩，反而好慶幸賺咗。」因為她選擇的化妝，是她最想成就的。Joyce說，她也曾經有一絲念頭，說想繼續留在學術界做研究，但學術界畢竟不是我們所錯覺，那與世無爭的溫室象牙塔，它也有遊戲規則，要你爭資源、爭名，她不想留在那種遊戲系統裡太久。她再繼續說：「不過，說到底，是我對化妝的熱情太勁，我好記得，當年讀研究院時，人人手上一份PAPER，埋頭苦幹，我電腦上就是一版又一版教化妝，睇到我忘晒形。」

身邊的人形容Joyce搞鬼熱情，但她熱情不是經由肢體傳來，她也不會刻意地與人迅速四目交投，迅速牽連。她的熱情是別的， 一些她根本的特質。「我很少發脾氣，為什麼呢？因為我想擁有的都已經有了，這令我的人生觀變得不一樣。」她在另外一次訪問形容，人生已無遺憾，她沒有白白過活，因為她將她最愛的化妝，成就了她的人生。「 否則，那種種你從沒有嘗試過的個人實現，例如滿足感，或是夢想。未成就的那些通通成為鬱結，你變得喜歡埋怨，怨身邊的親人或一事一物，人生又怎會滿足呢？」Joyce說，從此，她人生就變得開懷豁然，每樣事物看來都特別美麗，所以她時常鼓勵別人，豁出去，為自己成就一點什麼。

究竟，生物學與化妝有什麼關係？大家仍孜孜不倦地問。Joyce說，她曾經將量子力學、元素周期表、物理學、基因圖案、甚至魚鱗的反光面及折射原理，放入她的造象設計及化妝上；被她化過妝的演員，甚至形容她化妝的功架像一名化學學家，因為她能調和出，他們從未見過的顏色。

最新嘗試　唯美《伊甸》

Joyce時常提到她相識十一年的恩師舞蹈家王廷琳，說是他令到她明白，化妝不只是「靚」而已，化妝師可以加入個人的想法，提醒她要認清前路。她的化妝事業，也一直演變，延伸至舞台上；再由單純的化妝，嘗試各種藝術創作，包括人體彩繪、沙畫、服裝設計、形象設計，甚至最近開始擔任跨媒體劇場作品《伊甸》的美術總監。如同她所說，科學與藝術是共通的，去到一種極致的追求，精神上二者是沒有分別。這次《伊甸》的創作亦突破她一貫做舞台劇的限制，對唯美極致的經營。

「《伊甸》是以古卷角度詮釋聖經，由於故事帶有神學背景，夏娃阿當穿的衣服，我主張沒有帶上任何時間性的記認；而伊甸作為現實又既如同幻覺的存在，燈光、舞台設計、編舞等，都將突破戲劇界貫常的邏輯，令整個唯美氛圍可以去到更盡。」Joyce這次與王廷琳、Zeke的鐵三角組合，合作多年，他們時常幫助彼此完成夢想，先有王廷琳的十年計畫《樹林之舞》，再有Joyce的人體彩繪配合當代舞蹈的表演《無生》，現在到Zeke的力作《伊甸》。這鐵三角陣容合作無間，相信有觀眾會期待這次的創作。

周佩霞Carol Chow 畢業於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為中文大學傳播學院講師，其博士論文《影像資本：橫店影視城的空間化與符號化的個案研究》獲國際傳播學會的哲學論文組最佳論文獎。上年擔任大理國際攝影展《隱性的聲音----亞洲女攝影師展覽》策展人，現正製作有關「橫漂」的紀錄片。

出走象牙塔的影像博士
Carol是本土博士畢業生，學術背景不夠國際化，注定在學院路上走得艱難一點。不夠國際化，並不代表研究水平追不上國際。Carol的野心很大，論文將中國橫店影視城的影視製作、國際與地區的權力關係、旅遊資源的轉換等數重題目交疊研究，這等同一位教授所要完成的巨量研究。「我沒有出過國留學，但我要證明，身在香港，我也有能力寫一份符合國際水平的博士論文。」心血與志氣充足，論文曾獲得多個國際論文組的最佳論文獎，她稱它為自己的Life Work。
 
要安穩坐在象牙塔內不是易事，我們知道，學術界的工作市場日漸惡劣，特別大學的聘任制度改為合約制後，正式的教職買少見少。特別由研究院訓練的博士比從前增加數倍，競爭也越來越大，近幾年，社會甚至出現「高級知識分子貧窮化」的現象。Carol身在學院，也感覺工作安全感與保障的不足。哪怕博士論文如何出色，沒有國際化的學術背景，似乎挽不回來。

學術理論　作為與世界對話的方法

猶記得當年剛從中大哲學畢業，她一心立志要當導演，累積了七年影視製作的工作經驗，再回到學院數載，Carol才發現自己享受做研究，也有天份從事研究。她卻剛放棄台灣某大學一份助理教授的職位，選擇留在中大，擔任社會議題推廣計畫的導師。像另一種選擇，她不想只鑽入象牙塔內裡，她更想做的，是為學術及公眾的交流作一平衡。

「社會有許多既定的價值觀，究竟我能否令大眾思考，從而作出改變呢？我希望以學術思維的方式探討社會議題，轉化為大眾明白的訊息，影像文化是我要走的大方向。」所以志趣改變了嗎？她說，她從沒有改變過，也從沒有終止向着導演這目標。與世界產生創意、富反思性的對話，做學術與導演的目的都是如一。

上年Carol擔任大理國際攝影展《隱性的聲音----亞洲女攝影師展覽》策展人，展示發展中國家，如孟加拉、阿美尼亞、印度、柬埔寨及巴勒斯坦等地女性攝影師的作品，表達邊緣、缺乏話語權的女性的視點。「很幸運，細個夢想過的事，沒有想過有何途徑實現。突然有個人走來對我說，想栽培我做策展人。」幸運緣於她念博士時，替馬傑偉教授撰寫視覺文本，認識一位自由攝影師秦偉。對方因欣賞她經由學術訓練的思維與觸覺，可將攝影作品編成有意義的總體，增加觀眾思考的層次，於是招徠她擔任策展人。後來，攝影展獲得中國攝影家頒發的「策展人獎」及「策展獎提名獎」。

Carol最近在製作一套由博士論文延伸而來的紀錄片「橫漂」，述說一群來自中國各省到橫店影視城打工的人的故事，她終於手執起攝影機，製作第一個作品。別的夢想也陸陸續續實現，繞了一大圈，原來離遠後，夢想才能找上門。

張敏儀　Margaret Cheung 加拿大職業影、視、電台聯盟工會及職業舞台演員工會成員，自由身演員、導演、導師及casting director，有超過二十年的演出及製作經驗。現在是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QUT)創意產業博士候選生，其論文研究題目為《彌補「心」路程：香港華人癌病照顧者經驗人種誌戲劇》。

博士研究　以補白心靈
不少人以為Margaret的博士學位屬於戲劇藝術治療，因為她打算透過戲劇創作的形式，呈現香港華人癌病照顧者的經驗與感受，他們既為研事對象，同時也即將成為舞台上的演員，經歷一遍戲劇的療癒，這如同一趟彌補人心的旅程。聽來彷彿就是藝術治療，不是嗎，但學術畢竟是學術，有其嚴謹的界線，Margaret解釋無數遍，仍不厭其煩地一再重申：「藝術的確有治療人心的作用，但我沒有心理學的學術背景，我不是做治療的。我們界別叫這，『應用戲劇』，以戲劇的形式去探索社會情況，純戲劇，並以教育為起點，與『藝術治療』的效果也許殊途同歸，但二者所運用的哲學理論完全不一樣。」

論文題目以「心」字為主標題，似乎它的份量比起戲劇本身更重要，Margaret從事戲劇二十多年，督信戲劇，但人親歷其境的傷痛更真實。她明明不需要多一個博士學位替自己張羅學術仕途，研究沿起於她的經歷，證明戲劇不是起點，人心才是。Margaret博士論文的網站上，在邀約癌病照顧者參與研究工作前，她也娓娓告訴別人，她與她妹妹的故事。

自我療癒之旅
 Margaret的妹妹惠儀在加拿大患上癌病直至她突然逝世的數年間，兩姐妹沒有再見過面。自此，妹妹患病的那段經歷，成為她的一個空白，久久的空白，她想像，那幾年是怎樣的一段日子？也許因為她們過去的關係一向不好，人一死，人的罪疚感就百惡叢生，無可饒恕自己的過去，Margaret也說，自責、悔疚都有，只想那段空白的日子能填補回來。直至家人的心情恢復過來，她才知道關於那段時光。
 
「當時由最小的妹妹照顧她，她後來說，當知道惠儀患癌時，腦海一片空白，是要做化療嗎？怎樣做？要做多少次？卻完全無從入手從沒想像，非常無措。癌病者抗癌的經歷是值得探討重視，但那些照顧者更需要被聆聽。」所以，Margaret更希望為他們創造發言及釋放的空間，也教育其他癌病照顧者，如何面對親友患病。「舞台是最好的教育場所，因為他們被角色保護着，能衝破死亡、疾病的忌諱，道出經歷。」

「我的碩士班教授提議我以此研究去報博士，澳洲有好幾間大學允許博士研究以一半創作，一半論文的形式完成，而且可以留在香港進行研究。於是，我將五年前的構想，以博士研究的框架進行。」從前她的頭銜是戲劇導演、演員，她說「做戲為咗藝術，為咗滿足自己唔知一啲咩」，現在以博士研究的方式，戲劇原因於她不再止於表演、娛樂或創作了。「現在，戲劇提供一空間讓我探討社會題目，我的角色不是導演，叫什麼呢？」她想了好久，沒有想出準確的字眼。「同行稱這是調校師，嗯，角色像Facilitator，指引沒有戲劇經驗的演員，經歷戲劇空間，然後產生變化。其實，他們經歷過遺憾，像無可釋放。他們每人心裡有一個問題，但答案不在我身上，必須通過戲劇的過程去尋找，也許找到，也許找不到。」

於她，也像一趟尋找答案的過程。「我妹妹去世後，樣樣遺憾我都必定自責、罪疚，一直傷心卻原因不明。慶幸數年間的研究工作，我在充足的時間和學術系統之中，反思從前的事，了解自己多了，也終於能寬恕自己。」

中學生 學運進擊

專題_中學生論政

中學生學運進擊
(90S New-wave)
文／余婉蘭
圖／余婉蘭、被訪者提供、星島圖片庫


上一代經年洗練怠倦後，意氣不再風發，總渴望哪裡來一股清流，改造社會，學民思潮大概是近年最為眼前一亮的一股清流，被眾人寄望甚殷。如果八十後反高鐵是一標誌性的社運浪潮，那學民思潮牽頭的反國教一役，成功聚集十二萬市民圍堵政總，迫令政府撤科，亦將寫入本港學運歷史亮眼的一頁。有別於過往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運，學民思潮是以一班九十後中學生為主體的學生團體，他們身姿細小，稚氣尚未退，卻熟習着在社運場口上的倔強與發聲，說要改變社會。近年，其聲勢與號召力並不亞於政黨或別的民間團體。越來越多年少身姿在街頭上聚首、碰面與商討，學運新一波浪潮進擊而來。

現時，世界新興的群眾示威運動，都由網路上的社交平台發起，以年輕人為首，不再靠政黨或指定領袖發起，網絡流通令球越滾越大，促成一場又一場成功的公民運動。史丹福大學資深學人Francis Fukuyama曾指出，全球正爆發「新中產」革命。中產不再單以收入或消費模式定義，而泛指一群着重民主、自由等價值，並要求對政治過程有更大參與的人。在香港，由學民思潮引領的學運浪潮，也符合此兩點世界性群眾運動的特質，主要以網絡動員群眾，亦以年輕人為主導的「新中產」姿態爭取政治參與權，不再信任權威，自決自議。


零三年，曾有一群中學生組成「中學生聯盟」，反對廿三條，這為香港學運界最早出現的中學生團體，但曇花一現，議題完結，組織也隨即消失。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教授指出，「中學生聯盟」的聲勢不及時現的學民思潮，學民思潮聲勢與人數均浩大，更為反國教運動的牽頭者，佔據如斯位置，為香港歷史上「中學生議政」的新景象。的確，在去年反國教一役後，學民火熱冒起，成為入屋的學運寵兒。由2011 年5 月初成立起計，成員由早期得十多人，急增至現在五百多人，包括約六十名核心成員，另有四百多名義工，參加者年紀最小為中一學生。六四晚會一夜籌款超過二十萬元，七一更籌款逾七十萬，怪不得張秀賢比喻，如果學民是一盤生意，它已經在香港成功建立無人不知的品牌。乘勢廣泛的影響力，今年七月二十九日，學民發起「重返政總」的集會，再一次聚集群眾，共同商議政改。來年，這班學民仔仲有嘢搞。


通識學科的煽風點火
原來，九七前英殖時期，教師在中學講政治是犯了教育處的條例，校內並不鼓勵中學生論政。時至今天，教育改革增設通識學科，鼓勵學生必須論政，接觸眾多即時而熾熱的政治時事，塑造了中學生論政的大環境。蔡子強教授觀察到，支聯會舉行的二十周年六四晚會曾出現一特別現象，許多老師帶同中學生前往參與集會。「那年人數高達二十萬人，明顯因為多了這班中學生，那年正是通識科設立的一年。」
 學民思潮的軍師張秀賢今年升上大學二年級。二零一一年，他與黃之峰、林朗彥一眾中學生成立學民思潮，成為學民標誌性的人物之一，在此之前，還得蘊釀他議政的天份與機遇。他在初中時，先由學校老師譚sir「帶入行」，先參與環保觸覺，幫忙做城市規劃的研究及助選。「直至零九年反高鐵運動，我才算正正式式滑入社運圈子。」的確，當年反高鐵運動，是一場本地年輕人政治啟蒙的開始，張秀賢提到，那年他中四，第一屆通識課程剛出爐，起高鐵的消息塵囂而上，討論氣氛火紅火熱，一眾中學生衝去反高鐵現場感受氣氛，參與靜坐，當作實地考察。據說，當時一班學民的創起人黃之峰、林朗彥、黃莉莉及張秀賢等中學生均散佈在集會各處，靜待這場社運啟蒙的洗禮。
張秀賢說：「因為通識科我們要做獨立專題研究，一定要落場認識高鐵議題，這正正提供參與社運的入門知識，加深我對社會政策的思考。後來我們成立學民思潮，正式投身社運。」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副主席賴得鐘老師認為，通識科的確是一良好的平台，教授學生一套完整的思考層次，由時政的認知層次，到情感層次，最後到行動的層面，以系統化的方式去理解並建立心態。眼見越來越多中學生開始關心社會，建制派議員梁美芬立即成立「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倡議高中通識教育科去政治化，或者改以選修形式修讀，企圖明顯，但手法過低，因為梁美芬所提出的論點完全沒有附以有力證據，包括對通識科老師政治取向的質疑。賴老師亦指：「大部份香港人對『政治化』敬而遠之，事實上，生活與社會的方方面面必然涉及政府政策和政治層面，簡單至『通識科應否必修』都已經是政治議題。越敏感、富爭議性的問題，更應該在學校裡討論。」


九十後的動員魔力張秀賢最近在看戴耀延《佔領中環》及陳冠中《香港三部曲》，讀的依舊緊貼香港社會現狀，再問他，你經常流連的網站是什麼，他笑說：「高登、主場新聞、網上討論區和FACEBOOK。」他說，這些同樣是緊貼香港輿論的重要渠道。「網上輿論走勢反映和帶領着整個現實，對我寫評論好有幫助，看林老師事件或陳雲的城邦論就知，我們在網上討論所見到的矛盾激化，亦在現實中上演。」
這種九十後獨有的網絡觀察，也正正反映九十後的動員載體以社交平台為主。蔡子強分析九十後社運的特質時亦提到：「為什麼以往的社運一定要以政黨作為主要載體呢？因為政黨提供必要的組織和資源，當年一群中學生有什麼組織和資源可言？現在世界變了，這兩三年間流動通訊媒體非常成熟，九十後以互聯網及大量流動媒體，便能獨立組織，並動員大量群眾，不再需要政黨了。」
張秀賢回憶反國教的打法，正正結合以主流媒體及網上討論，走進主流，改變主流。「人氣非常重要，你可否令人眼前一亮，令到主流吸收你的訊息呢？所以學民非常重視文宣和包裝。以網絡為例，我們將自拍、整野食的主流apps『Instragram』變成參與社運的apps，叫人上傳反國教黑衣照，回響非常大。」



八十後　九十後　十年一世界
叫其他人來描述九十後，形容詞來去數樣，沒有九十後自述來得真切完整，聽張秀賢對九十後歷史感的自察，時代改變是如何形塑他們？「我們這一代，一出世就是面對回歸，往後數十年經歷眾多變化，以教育為例，90年代尾英中轉中中，Band5轉Band3，再有語文改革、三三四等；生活環境的改變，如市區重建、地產霸權、領匯等。年紀越小，面對改變就越深刻，卻無可奈何，積積埋埋欲尋求改變。大部分的九十後都覺得建制派及梁振英為鄭子誠化身，滿腦子陰謀，我們甚至不太相信建制和主流一套，想挑戰他們。 」所以，九十後身處不斷被要求改變的世代裡，執善固執，不想被改變，也不想被標籤，所以我們總看到他們「硬頸」，「唔想被睇死」的姿態。「當大家認為一班中學生佔領政府，一定唔支持得耐，我們就偏偏堅持下去，唔比別人睇死。」
八十後是一班非主流的青年搞社運，影響信念相近的群眾；而九十後則希望走入主流，影響主流，所以學民才着重包裝及建立入屋形象，看主流大眾對學民讚不絕口就知一二。曾經有八十後社運青年笑指，九十後搞社運是乖學生搞社運，不煙不酒不粗口，自我約束、守秩序，像中產搞社運。想來也是，他們搞社運沒有八十後形塑的那種浪漫、嬉皮士式的反叛情懷。唯一最浪漫的，大概是學民思潮帶來撤科的奇蹟，還有「當你要它發生，它就會發生。」一種寓意童話式的實現。

張秀賢以一簡單的例子，分野了八十後及九十後的迥異：「八十後的懷舊包含了歷史與文化，但九十後的懷舊連麥當勞叔叔執笠都包埋，我們的「舊」是不一樣。」張秀賢認為，從社運形態來看，八十後的社運帶來了生活價值的改變，甚至改變了一班九十後，令他們明白發展非必然；但看九十後反國教，所帶來的改變卻比較短暫。「因為我們抽空理念，簡化符號，以交叉手表達撤回訴求，忽略了理念傳播，這也許是九十後社運忽略的一環。」
 

港女的社運形式
訪問中途，尹恩怡（Yankee）忍不住哈哈笑自白：「我是港女，平時喜歡行街睇戲食飯，偶像是周柏豪，因為他靚仔，唱歌好聽。」愛玩的主流少女，怎的會成為學民核心成員，為反國教及政改耗費心力？她反問，誰說港女就不能搞社運？聽Yankee說，這個暑假玩樂與消費的時間都花在政改的商討上，政制問題陌生又繁複，她花了不少時間惡補政改新聞。賴老師說得對，全港數以萬計的中學生，學民思潮的核心成員只有六十人，學民聲勢浩大，仍然屬於小眾。身處於小眾之中的港女，你會覺得，她比起黃之峰更值得受訪。
Yankee在香港回歸那年出世，今年十六歲，升中五。中三那年，她第一次參加六四集會，參加後曾疑惑過一陣子，「為何六四比起七一遊行吸引更多香港人參與？」特別是年長一輩，因為在她印象中，大人都不太理會政治。去過六四集會，開始省悟，但Yankee教友和身邊的同學都不討論時事，她哥哥是時下政治冷感的年輕人，連父母也絕口不談政治，只得想向外找，但社運圈子裡也幾乎沒有中學生團體。後來時機剛好，她在臉書留意黃之峰此人，才報名加入學民思潮，投身反國教運動。
最近，學民開始討論政改方案，而中學生為何涉足政改呢？Yankee說：「雖然我們現在未成年，但一兩年後就有資格投票。如果政府政策做得差不好，而我將繼續留在香港生活，就有責任走出來。我行街睇戲食飯，不會帶來什麼影響，但現在企出黎爭取，就會影響到將來的自己和其他人。」
Yankee說她怕熱怕流汗，但又會跑去學民的遊行集會；最喜歡行街吃飯，又會說「別人爭取了三十年都未爭取到的普選，比起我行街睇戲睇戲食飯更重要。」；身邊的小女生以學民成員身份取笑她，單打她，「唉，女生的圈子就是這樣幼稚。」她說要學着面對他人目光；大人每每以為他們荒廢學業，偏偏個個學民成員都固執：「學民仔」的特色喺唔可以成績差架。所以Yankee不敢不讀書，得先分配讀書時間，因為她好想考上大學，讀社會科學學系。大概她收起了少女的活潑與散漫，字句篤定，雖然語氣略為生澀，但年紀輕輕的她已經會不住地提起「堅持」、「責任」及「關心社會」這類字眼。


中學生踏上議政之路
反國教這場仗也是在暑假籌劃預備。今年暑假，一班學民思潮的成員，又將一個玩樂的暑假報銷，遂踏上議政之路。佔中運動不容許十八歲以下的人參與佔領行動，只容許他們就民間政改方案投票，學民改以另外一種方式支援政改運動。今年暑假，就普選的門檻、框架及篩選等問題，學民舉辦一場內部商討，整理出學民版本的「全民提名」政改方案。早前，學民提出「全民提名聯署約章」，優先爭取以全民提名作為2017年特首選舉的唯一提名方法，邀請真普選聯盟的政黨簽署。

在向各政黨闡釋其立場時，學民姿態篤定而強硬，黃之峰甚至以青春潮句反問何俊仁及其民主黨成員：「為了爭取全民提名，民主黨可以去到幾盡？」而他們憂慮甚多，只得支吾以對；另外工黨則因在細節的落實及其排他性問題，拒絕簽署。對話顯現了世代矛盾的某面向，何俊仁說學民過於理想化，黃之峰則說民主黨底線過低。


對於此事件的評價，蔡子強教授表明，他身為學者，多思考制度的邏輯與倫理，「作為學者，我不會說沒有公民提名就不是普選，這樣講，太不負責任了。」所以，如果叫他簽學民的「全民提名聯署約章」，他也絕對不會簽。蔡子強教授認為，馬嶽研究真普選聯盟的政改方案，已參考眾多外國經驗，以可行性為主，而非像學民的方案，單從原則及功能化出發。畢竟世界上沒有直接民主，不同國家在落實平等這原則下，須作出許多妥協。蔡子強教授繼續語重心長：「這世界不是一兩個簡單的原則或理想運行的。」任何一個世代，這句話永遠是給予年輕人的勸戒，而身處飛砂之中的年輕人也一直聽不見。
學民自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姿態，迎接政改之戰，未來半年將擺街站，向市民講解政改方案。黃之峰表明，希望以「全民提名」為口號，吸引廣大群眾基數，爭取落實普選的機會，這種就像反國教的打法，不討論國教任何用意良好的落實模式，撤科就是唯一，照舊寸步不讓。總覺得，學民的這股倔強、不知天高地厚、持續行動就是他們最好的面貌，因為九十後本來就如此，而八十後，七十後或六十後又是別的面目，這種匯聚才叫世代。

張秀賢說，我們仍一直成長，學民的成員將逐一升上大學，在學院讀理論，上課，學習深奧知識，其後再有新的中學生加入。他們一直在蛻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