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5日 星期一

青春豬仔 Working Holiday!

星島進修生活雜誌05-06專題

青春豬仔
Working Hoilday!

文/余婉蘭
圖/Sharon Lam、被訪者提供

人是在日常生活推移裡成長,自我察覺總疲弱,日子不經意間就過了。放置在另外一個國家,日常生活排山倒海,速度和強度襲來,人終於察覺起成長、察覺起變化,人生彷彿從沒如此跌宕。工作假期的哲學性質之一,就是搬移你的人生場景,讓你在尋常日子裡無時無刻地感應自我變造。於是,人人從七國帶回來頹喪或精采的故事。想日子就繼續這樣下去?他們不想,於是出走,經歷日常生活的強度,真的,不是人人都精采,有的人沒有以其相應的強度迎接,潰敗回家;有的帶回來述說不厭、只此一次的浪蕩故事;有的回來後人生一整個反轉。三十歲處於青春關口前,不改變就這樣活下去,等待結婚買樓然後老死,正正因為人生的變奏本來就少得可憐嗎?從前就流行年輕時到國外打工流浪,摔往泥濘。今天,工作假期成為現代青春的專利,名正言順,以肉身與無盡的新鮮欲投奔未知。工作假期就是一首變奏曲,三十歲以下專屬。
 

工作假期計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新西蘭、澳洲、愛爾蘭、德國、日本、加拿大、韓國及法國共8個國家已分別訂立工作假期安排。成功申請的年輕人,可以在有關國家逗留12個月,並於逗留期間從事短期工作。申請對象為18至30歲香港永久性居民,申請者必須有足夠資金作回程或繼續行程的交通費,及能出示經濟證明,顯示有足夠能力負擔在當地的初期費用。

  
流連92、09年的愛爾蘭
Koko今年43歲,八神則34歲。兩人共同憶及的愛爾蘭,相差17年,他們一個流連92年的,一個流連09年的。當年她22歲,剛畢業,人生計劃缺奉,青春大曬;他29歲,工作將近十年,見靈感將之乾涸,好想任性。他們在各自的90、00年代,奔往愛爾蘭,到後來,那裡仍不是他們的歸宿。只是這地方直到今天,仍舊被安放在記憶鮮明處,有變為他們體內流動的某種東西,多多少少令他們變成今天這模樣。

92年尚未有工作假期計劃,Koko的「工作假期」是當黑工。在職業訓練局讀時裝設計,92年的香港派不上用場,Koko畢業後找不到工作,一味想往外跑,見識世界。只是歐遊剛好停在巴黎,身上的錢花光,五窮六絕,險些被家人批中:「睇你玩唔夠兩個星期,啲錢駛晒,仲唔返黎咩!」她不憤氣,打死也不回香港,敲定與她的女朋友,和兩名友人留在巴黎找工作。可當年巴黎嚴打黑工,也沒法留下,剛好有朋友的親戚在愛爾蘭開餐館。她沒有選擇愛爾蘭,是愛爾蘭或什麼選擇了她。她們一行四人就飛去愛爾蘭打工。

「全家十兄弟姐妹,我排最小,沒有家庭負擔。出門時家人掛心得不得了,孻女嘛,個個都疼我。」Koko說,卻因為他們那句無心話惹起,她在愛爾蘭打黑工、旅行,過了沒有家人左右看顧的一年。

八神也是孻仔,家中排第三,他說:「我算是窮等人家,家庭壓力重,任性地去工作假期一年,家用就真空掉一年,又要擔心到埗生計問題等。但我快三十歲,對父母說,比我任性埋哩次啦。」八神熱衷創作,想取經,就要跳出亞洲,吸養靈感。創作人又不甘大路,想經歷另類,於是他選擇了冷門之選,愛爾蘭,真的,後來他把一大筐新鮮帶回香港。
 
 
扯談愛爾蘭
除了中國人的多寡、治安問題、生蠔味道與價錢的差別外,他們談及的愛爾蘭,像一直沒變,他們像在談論一個一直如是的愛爾蘭。在工作假期的名單總被忽略的愛爾蘭,被香港人指認為沉悶、落後,殊不知道歷史文化深厚,文學地位超然。香港人所熟知的《尤利西斯》作者James Joyce、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葉芝Yeats及劇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都是愛爾蘭人。還未談起愛爾蘭的獨特景觀,包括山丘、沼澤、河川、和離島各種地貌。Koko和八神都鍾愛這地方。

「對文學與歷史感興趣,去那地方特別興奮。因為我太鍾意歷史文化嘢,九月愛爾蘭舉辦文化夜,開放博物館和圖書館,我曾翻開一本圖書,印上日子是1920年,它老過我的奶奶呢。」八神說。

「愛爾蘭的地方好大,空間廣闊,有草地、有河流、有高山,我自己一直嚮往鄉村生活。」Koko繼續說:「那時愛爾蘭好鬼窮,連我仙都唔仙,身在愛爾蘭,都覺得自己唔窮。」

「當地人窮到呢,周街問你借火借煙。」八神說。

「當年果度食煙好貴,92年,買包煙圍埋港紙50,60蚊,貴過香港架。」92年仍是可以在飛機上吸煙的年代。「不過正因為愛爾蘭落後又窮,人情味非常濃郁,到其他國家時常擔心被扒去財物,身在愛爾蘭我就不怕啦。」

「我去的時候.南愛爾蘭仍非常貧窮,有朋友被人偷野搶野,治安比以前差啦。盡量小心,我常常告訴自己,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是絕對安全。」

「想當年啊,愛爾蘭只有香港人,幾乎看不見一個中國人,當地人見到你黃皮膚黑頭髮,對你特別好。」

「現在越來越多東北人和福建人在那裡定居啦。」

「十年後,連愛爾蘭都成為強國人的天下。」Koko笑了,也轉了話題:「愛爾蘭人好喜歡吹水,不過為了食枝煙,飲杯酒。」

「當地稅制重,福利不錯,當地人鐘意就做,唔鐘意就唔做,拎到錢夠生活就ok。我很buy,人生出來擁有享受生活的權力,香港人一句:唔駛做啊?唔駛做是罪過!我學到有得hea就好hea啦。」八神在愛爾蘭設計公司當設計師,六點鐘下班,老闆準時趕自己走,他從前是工作狂,日夜顛倒,在愛爾蘭他上了香港人應上的一課:好好享受生活。

Koko不斷提到的人情味,也因為她在愛爾蘭遇上那對開中國餐館的夫婦,一個香港人,一個愛爾蘭人,待他們非常友善。「老闆包食宿,放假車我們到處去玩。簽證快過期時,他先陪我們到巴黎蓋個印,繼續帶我們到處玩;那老闆娘是愛爾蘭人,非常喜歡香港,廣東話流利,仲識唱梅豔芳的歌,放假我們常一齊去飲茶。」Koko回香港前,一直在那裡工作,當報恩。

人在異地,最值錢就是時間和體力,能找到不外乎侍應、搬運、在農場果園工作、派傳單等工作。八神也做過中國餐館、派傳單及快餐店,中國餐館他只做兩天耐不住氣就走了,因為老闆態度惡劣,工資也低得可憐。但八神並不抗拒中國餐館:「當絕境之時仍未找到工作,中國餐館的確是最後堡壘,有些參加工作假期的人盡量避開中國餐館,認為無法練習英語,事實上,你的客人都是外國人。」

想不到最後他在科克(Cork) 找到一份當設計師的工作,一星期五百多歐元,工作環境輕鬆,老闆員工老友鬼鬼。「與在香港做設計是兩碼子的事,外國老闆好相信你,尊重你。」甚至後來,公司遇上火災,燒掉半間辦公室的電腦和文件,老闆仍以半薪留住他,公司難關處能保住飯碗,叫他最為感恩。

一年後,八神回香港,但愛爾蘭再度招惹他回去,斷斷續續兩年間,他因為擁有對愛爾蘭的熟悉與人脈,被某電視台招到愛爾蘭拍攝旅遊節目,八神說,早已經當愛爾蘭是第二個家,他半帶炫耀地說:「在愛爾蘭,我好出名,幾乎所有在那裡的香港人都認識我!」

Koko二十年沒有回去,她說她好掛念那對夫婦和在愛爾蘭相識的人。她說:「曾經我也想過,一直長住在愛爾蘭,太喜歡那兒。但家裡有事,我不得不回來。」其中一名同行的朋友,則留在愛爾蘭定居,從此再沒回香港。Koko時常想像,他們現在的模樣。

工作假期 一人一張歷史證明
Koko和八神的共通點除愛爾蘭外,他們都會忽略記憶裡的泥濘,那種種困頓經歷過就好了,不搶佔記憶位置,我聽過種種工作假期的挫敗與責難,在他們跟前會消失掉,也許因為他們天生的樂天與活躍。八神說,最苦就是窮,在外面一窮就心灰,唯有以勤奮補足。別人說怕找不到工作,但他說,他試過洗街派一百張CV,網上傳出五十封CV,才有一兩份肯約見面試。達到這種韌度才有回音,也許,年輕人該調量困難的定義。

Koko也好淡然地描述在廚房工作情況,「英文程度不好,被派到廚房包春卷,包到十隻手指頭都損曬,冬天成隻手爛晒,流血果隻。後來學好英文,就派到樓面工作,有得分貼士。」淡然,沒有什麼大不了,二十出頭黃毛少女,被家人疼慣寵慣,竟在異國廚房裡吃苦頭。她的放浪期,除了睜大雙目見過世界外,獨立過來,能幹過來。她笑說,回到香港,唉,唉,現實生活繼續存在,但二十出頭黃毛少女在回到現實前學會照顧自己,這是成長的一種交代。

八神視這段經歷是他的「增值階段期」,一如他出走目的,要將靈感養活過來,擴張視野。在歐洲生活一趟,他戒掉工作狂毛病,留予自己鬆弛的空間,靈感回來,創作上也進步不少。八神說他一向是玩嘢之人,只是工作多年,沉寂下來,一到愛爾蘭,又將他的特點喚醒,他曾在愛爾蘭街頭上扮乞丐,帶領陌生人在無人街頭上唱聖詩等。

二人的另一個共通點,回來後不再安份守紀,有舖「飛癮」,無時無刻都想外出,衝出香港,擁抱歷煉,這是他們身上「異化」了的血液。被馴服得呆若木雞,乖巧沉默的年輕人,這聽來還不夠吸引嗎? 

一個協會的誕生
工作假期(香港)協會在2012年成立,非官方組織,正香港欠缺相應的官方組織,人人都以為從這個疑似的官方組織能查詢工作假期各種服務,事實上,這協會的主理人是由一群經歷過工作假期的年輕人,以義工性質,大力推廣工作假期,為參加者建立良好心態,不提供任何住宿、訂機票或找工作等本磨練意志的服務。事實上,香港早於2001年已與澳洲簽家工作假期協議,不過勞工處宣傳不力,一直小圈子間流傳而已。近兩三年,工作假期開始廣為人所熟悉,甚至被苦無發圍、平平庸庸的現世代包裝為「追夢」和「冒險」。

主席Junieo 說,協會大力宣傳與推廣工作假期,曾舉辦多場各國分享會、新舊人聚會、與勞工處、國際旅遊節、青年協會及僱員再培訓局ERB合作搞講座,另外協會現於《熱血時報》定時開咪做節目。直到今天,連家長都知道工作假期計畫。Junieo說,曾搞過某次講座,來參加的人一半以上是家長。當他們知道毋須花二十萬一年可出國增值,於是紛紛搪推子女報名,好好歷練一番。

工作假期(香港)協會由Junieo創辦,雛型沿於他兩年前參加德國工作假期,出發前同樣舉辦多場分享會及聚會,召集了一班同年到德國的年輕人上路,以分薄迎向未知的擔憂。一年後從德國回來的Junieo,決心增強,肯定自己組織團隊及舉辦活動的實力,於是另聚集一群理念相近、各有專長的年輕人,搞起協會。甚至後來他發現香港工作假期類別保險的疏漏,決心開發這方向,他說,工作假期是他的「自我了解期」,改變他的事業路向,他現在堅定不移地朝向創業路進發,從前他當電導廠主管,以為這樣一輩子平平穩穩度過。

僱主與家長最擔心工作假期的底蘊,擔心這不過是年輕人逃避之地,Junieo說,出發原因各式各樣,「逃避」去工作假期,是否一件壞事呢?要經歷過才可以斷定,最重要他們願意為自己定下目標,敢於行動。他笑說,香港女孩子在國外很受歡迎,有不少參加工作假期的女孩子甚至嫁到當地,人生整個改變。的確,沒有人知道將會經歷什麼,最重要就是你意圖去經歷,故事就有改寫的可能。


工作假期(香港)協會
宗旨:令年青人了解工作假期計劃,使提升其興趣,並提供資訊平台使將出發者從己出發者身上得到更多有關工作假期計劃細節及注意事項,透過文化交流及生活體驗,令年青人擴闊視野,更有自信。
查詢:5600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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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7日 星期一

微瘋藝術家 馮美華

5-6期進修生活 學街達人

微風 微瘋的藝術家
馮美華

文/余婉蘭
圖/PM(pmchiu1030@gmail.com)




下課後,學生的疏懶怠慢觸怒了她,她板起臉,看來非常嚴肅,踏出教室,不住地叮囑離去的學生;兩名女學生駐足走廊閒聊,她碎步上前。三人圍企,她熟絡地輕搭她們的膊頭,聊了半句鐘,離去時也像叮囑些什麼。攝影師問我,她記得我們在這裡等她嗎?剛一下課,她有稍微看了我一眼,但眼睛裡分明記掛學生。我心裡想,待她回過神,自然會記得我們。
她的心神分明專注,下課鈴響後,沒有因為場景的轉換而輕易轉移,繼續惦記學生。直到正經地坐下進行訪問,心神始回來,眉間繃起的嚴肅始褪走一半,由童年說起自己。她的話語速度快,興奮莫名,咯咯笑時露出兩小顆的兔子牙,連邏輯也跳躍着。
剛過六十一歲生日的馮美華May Fung,貪玩,不安於室,自稱享樂主義者,你以為她全然老頑童周伯通的個性,又不是,她時常盤算要為香港的藝術發展做點什麼事,即使她做的已夠多:創辦電影會、推廣藝術教育、策展藝術展覽,身兼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德富樓及油街藝術空間的承租中間人、兆基創意書院顧問等等。許多年輕藝術家喜歡來找她幫忙,重視她的意見,她二話不說,沸沸揚揚地又衝去幫忙,幹練俐落的形象又迅速地掩蓋了頑童形象。



影像饑渴者
May生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在後生一輩想像裡,那時的世界總蒙上一抹照片或電視獨有的色差與粗糙質感,要不然就是黑白灰,像很遙遠的世界。那年代的香港非常貧窮,新移民才剛剛湧入香港謀生定居的年代,人人身上沒有多個閒錢,沒有電視機,娛樂與物質匱乏,大伙兒頂多聽收音機或走上天台聽大戲以消磨尋常日子。
「那時幸虧有電影,看謝賢的《神鵬俠侶》啊,關德興的功夫片啊,我的童年過得很開心。」May年幼就對電影情有獨鍾,五歲識行識走,與好友混入走進電影院的人堆中。她們懂得先躲進洗手間,待開場才溜出來,與其他小孩子一同塞滿兩行通道,這樣就可省回幾毫子。但一到中學,英女皇的妹妹馬嘉烈公主來港,政府突然規定所有人必須買票入電影院。May大聲抱怨一句:「幾鬼黑人憎啊!以前大人可以帶幾個小朋友入場睇架嘛。」

「我想,我的生命不可能沒有電影,否則我會死。」想像五歲的May貪婪地盯着大屏幕,眼也不眨。事實上,從小她不知哪兒來的精力,總貪婪地向外尋找知識,尋求影像。「我很好學,什麼也想知道,小時跟着當夜校清潔工的媽媽幹活,課室櫃子裡塞滿許多書籍和雜誌,我一趁大人不留意揭來偷看,書啊雜誌都被我揭到爛掉;老師辦公桌上的外國雜誌,金髮女郎當封面,很美,我又被迷住了。」上中學時她開始沉迷看報紙,不停地翻,對遠方的事和人持續一股饑渴。「我喜歡偷偷地匿藏起來,瘋狂地吸收知識,也沒有人知道。」


時刻游向寬廣
May
五歲入戲院,中學開始看歐洲電影,翻閱報紙閱讀影評,剛明白電影複雜層次這回事,電影面向走向寬廣,她的藝術之路亦由此起家。

六十年代的年香港好景氣,年輕人並不愁前途,她中學畢業後讀一年商科,立即找到一份好工作,邊當秘書邊看電影。「那年代哪有什麼當導演或藝術家的意識呢?工作賺到點錢,頂多多看些電影而已。直至我認識火鳥電影會那班超勁的影像藝術家,他們電影理論知識淵博,大家擠在小屋裡分析歐洲電影。其後,我開始學習寫影評,中文大學開辦第一屆電影製作文憑班,我也走去報名,業餘學拍短片與錄像電影,晚上則跑到進念二十面體做錄象與劇場的創作。」另一邊廂,她進入政府當公務員,四平八穩,順利升遷,事業與藝術兩邊同時長進。


「當時我想啊,不能只有自己識拍,而是需要更多人懂得欣賞,懂得怎樣去拍啊。八十年代時,我努力推動實驗電影。」這句話奠定了May與其他藝術工作者的迴異之處:她無法只沉沒於自己的創作裡,她想到整個生態環境,生態鏈的一環扣一環。到了今天,May仍舊沒變,順着游向寬廣的性情,走上藝術教育這宏觀的一點上。她經常熱絡地問別人:「香港藝術發展欠缺了什麼?」她好想補掉那一塊。
 


公務員之死 
從1972年至1998年間,May邊當公務員,邊當藝術家。梁文道為此下了一道註腳:「正如大部份的香港藝術家,我們有兩個馮美華,一個埋首辦公室寫備忘錄,開那開不完的會;另一個以鏡頭默默地對準城市,冷靜又不失詩意地用影象思考問題。但她的『矛盾』比起大部份人都強烈,因為我們知道政府是典型的科層體系.公務員是最循規蹈矩的一種人。」May憶述起一件事:「那時我在政務署工作,某天下班後沒有關窗,小偷來偷東西了。事後我說,咁每日六點鐘前搵人檢查下有無關窗啦!下屬回答,駛咩咁複雜?燒兩條焊咪得囉。」May頓了一頓,恍然大悟:「死火啦,我怎麼不懂得轉個方向想?」那時她早察覺到公務員的訓練殺死創意,令她的創作工整守規,入曬格。為了反彈這股統一呆板的力量,她開始刻意地「不按本子」辦事,簡單如備忘錄,她力主篇篇風格不一,減低規範性。「那時時刻都在想,究竟有沒有第二個方法?究竟有沒有第二個方法呢?刻意脫框,有少少癲癲地。」

May超越傳統的基因由來有之,看遍歐洲實驗電影的她,鍾情實驗精神強的藝術作品,她甚至介紹我看一些另類風格、形式上玩嘢的文學作品。「因為我貪玩吧,非常喜歡過癮、騎尼、異樣和另類的事物,總想着要反傳統。當別人專於某一領域或某一形式,我就打橫認識各種藝術形式,所以我總樂於包容各種藝術啊。」


以自由 自戀之名
兆基創意書院及鄉村自然學校是我在香港所見過,最自由、快樂的學校。May作為兆基創意書院的開荒牛,一磚一瓦都參與當中,記得她在講座上介紹學校時,時常都會說,這裡很自由。

「那是怎樣的自由呢?」自由之名與藝術家逃脫不了關係,也是人類共同追尋的狀態啊。

「這裡的自由,不是hea的自由,這裡的自由講紀律、負責任、尊重別人的自由、善用自己的自由。」年少的人常以為自由就真的是自由,毫無邊際的自由。

零九年反高鐵,兆基創意書院走出了一批關注社運的學生,當年有一批學生正是走去拍May的門口,說希望去菜園村看看有什麼需要幫忙。「當時學校裡也討論這類社會議題,我回答說,嗯,可以,但你們先問家長,他們讓你去,我就放你們去。另外,我叮囑他們千萬不可以參與暴力行動,要求他們觀察與參與後回校與其他同學分享經驗。」她狡黠地笑一笑:「嗯,反高鐵學習通識最佳場景啊!」這種其他學校沒有可能發生的「走堂」自由,允許學生選擇,也允許他們經歷,更甚這是一種對學生自由的尊重。
另外一種的自由夾雜自戀,總以為自己好叻,想點就點的自我主義,May說:「年輕人創作具爆炸力,但看待事物過份個人主義,自戀到不行。例如有些學生,畫了點什麼,就以為自己好醒,不願意下苦功。簡單畫油畫,你沒有可能不知道如何處理顏料吧?畢卡索或梵高都經由傳統出發,畫素描畫到痴曬線才開闢新嘢。」May說,我自己也是從小看遍經典,長大後才有能力不安於常規。希望他們見到紀律的美麗,別只盤算快速地得到回報。



念念不忘創作與其他
May已十年沒有拍片,她說,她對創作一直念念不忘,明知道心性寧靜的時刻才能創作,她也想放下忙碌的事情,但是,但是在專心創作之前,她還想補掉藝術缺失的洞口,她還想做許多別的事,例如她想鼓勵所有行政人員或普遍人家買本地藝術家的畫。她念念不忘的更多是本地藝術發展。

「上一期《時代周刊》刊登全球一百名最有影響力的人,大部份都來自藝術創作領域。藝術令人思想開放,令人的情操有所提升。藝術與科學根本是兩兄弟,與社會的關係密不可分啊。」所以May才一直走在前端,像開荒牛,專做被別人遺忘的事。事情發展夠成熟她就捨棄,讓別人圍住玩,自己獨個跑到別處開檔新的又玩過。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孤獨的人,許多人認識我,大家視我為Public Figure、有求必應、好幫手。但他們未必知道我是什麼人,裡面裝些什麼。May Fung對於他人而言,就是服務社區的人啊。沒有人想到,啊,或者May的身體裡有他們所有的,她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已的問題啊。由小到大我的形象獨立、堅強和爽快,人人走來,第一句就說自己的問題,鮮可問一句,喂,阿May,你又有什麼問題呢?」

May微笑,補充一句:「當然,也不是說我有什麼大問題啦。」

佔領工運

5-6期進修生活 專題

佔領工運
文/余婉蘭
圖/余婉蘭、星島圖片庫




發動這場碼頭工運的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最淆底與膠着狀態為工潮第21日,外判商高寶宣佈結業,永豐在談判桌上死不讓步之時。當時罷工基金早累積超過六百萬,最大外判商和黃依舊闊佬懶理,無視市民與主流輿論的支持,更狠發文章與廣告攻擊。前無進路,罷工第21日,職工盟盡現無力感與疲態。

罷工以來,天氣一直陰晴不定。高寶宣佈結業的那天下午,同樣風雨交加,記者在長江實業中心門前帳幕下與碼頭工人一同避雨。高寶聘任的工人留守葵涌碼頭,長江實業中心腳底下只有永豐罷工工人駐守,他們倒沒有李卓人的那種淆底,閉息靜氣,等待進一步的消息。「佢地啲外判商成日一時一樣,無句真,最鐘意執笠完一間換名開過第二間,哩個行頭需要有經驗嘅工人,我地個個老嘢差唔多做咗三十幾年,佢哋等人用,咪又要請返我哋!」「但可能唔請你哋喎,唔擔心咩?」「擔心都無用,我哋班工人忍咗佢哋好耐,永豐哩間外判商刻薄無品,我哋班工人做足三十年先黎同佢罷工!忍夠啦!有市民支持,點都會撐落去!」有工人開玩笑說,要破紮鐵工人36天的罷工紀錄。這句以生計為賭注的話,說起來怎的份外輕鬆。
許多人說,這場香港工運翻開歷史新一頁,支持者眾,罷工基金籌得八百萬,工運社運成功結合形成新民主力量云云,可是新極都仍揭不開工人新際遇。罷工四十天,資方以強勢與強硬姿態結束這場運動,強佔上風,視工會、政府或市民如無物。李卓人回應,罷工至5月2日,一百多名現創工人加入罷工,其中包括影響碼頭日常運作的吊機手,終令工運出現轉捩點。翌日外判商單方面宣佈
劃一加薪9.8%,目的為了拒絕承認工會對等的談判位置。5 月2日已壯大的罷工人數的確踢了資方一小腳,然而能挑戰資方的工人力量仍然缺席。罷工40天,永豐企硬沒有包津貼的9.8%加薪,比之前工人否決5%+2%的方案每月不過多了50元。資方縮骨強勢的姿態如一,然而為免工潮瓦解,大部份工人無奈復工。


看來,即使罷工工人陸續返回碼頭,碼頭不再封閉暗黑,但眼見當下工人的集體力量未夠對抗,資方肆意剝削的陰霾未消,政府繼續以資方之眼「靜觀其變」。即使罷工結束,碼頭風雲都仲未完結。

 


左翼思潮萌芽 啟蒙年代
碼頭工運在工會、學界、社運界及香港市民的支持之下,助力甚大。不少學者評論碼頭罷工事件時,加上工運社運化的注腳。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助教陳敬慈,自1999年起參加學生運動,長期關注勞工議題,亦為左翼21成員及碼頭工潮後援會成員,就是次工運,他發表了兩篇相關文章《社運化和政治化 碼頭工人罷工和工人運的前景》及《碼頭罷工如何走下去?「佔領中環」運動的啟事》,表明他推崇 「社運工運」,認爲工運、社運和政黨之間的進一步合作是出路。

這幾年間,150年歷史的左翼思潮在香港發酵生成,越來越多社運青年認同左翼理念。身為左翼21成員的陳敬慈表示,九十年代,亞洲學生協會已引進左翼思想,影響亞洲的學生運動。學聯作為盟友,同樣受到左翼思想的洗禮。他認為這與歷史因素有關,「從前談到左翼/左派,被聯想中共或工聯會,唔係好嘢,左翼思想難以明言,右翼思想長時間成為香港主流。但在這十年間,香港經歷兩次的區域性經濟問題,第一次是98年亞洲金融風暴,第二次是世界性金融危機。兩次經濟重整過程中,年輕人受到非常大的影響,令他們反思鼓吹個人競爭,高度發展及市場化的右翼意識形態,為社會帶來的巨大破壞。」

陳敬慈認為,這一代年輕人比起他們那一代,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立場更為堅定,看佔領華爾街成為席捲全球的社會運動就可知一二,同樣他們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多樣化,參與程度亦越來越高。「他們對社會議題的敏感不止於工人議題,如天星皇后、反高鐵或反國教等,來來去去都是那批社運人士,他們有的關心勞工,有的關心教育,彼此難以劃清。但他們持續觀摩或參與各種社會運動,受到啟蒙,看許多學生青年沸沸騰騰地參加這場碼頭罷工,亦是一路累積下來的結果。碼頭罷工正是勞工議題的一課,讓參與學生見證到勞資衝突所面對的難題。」


工會大鬥法 工人夾心?
曾在英國參與工運的趙平復,認爲泛民左翼領導這次工潮的路綫,不過一時壯大他們的聲勢,但對促進階級意識和形成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並沒有直接的積極作用。他說:「如果社運支援工運,是指工運得到各界群衆支持,促進獨立階級意識,那是無可厚非。但如果工運變社運,將工運和罷工的目的埋沒,變成是泛民對建制的一場鬥爭,就非常有問題。」

他提到本地評論少見的字眼──「工運倫理」,根據他的分析,職工盟對這次工潮的規劃,並不像是細緻策劃,務求對資方一劍封喉的行動,更像是針對建制派工會的政治示威。「職工盟和工聯會在去年八月分別提出加薪10%;在今年一月三十日,職工盟和勞聯聯合提出加薪12%。到三月中職工盟決定獨自行動之後,才提出23%。據『碼頭的辛酸』報導,23%是在去年十二月底只有十多人出席的職工盟和勞聯的聯合會議上提出。也就是說,抛棄分別經過會員調查和同勞聯協調得出的10%和12%,提出23%方案,並不是多數工人的決定,而是職工盟領導者的政治決定。23%,在四月份談判前夕,才被第一次罷工工人大會確定。因此,新自由主義立場強烈的《蘋果日報》,才會樂於助陣。」他認為,工會之間儘管有不同政見,但不應該惡性競爭,將打倒對方和勞資爭議放在同一個水平。

 

社運吞掉工運 還是壯大工運?
碼頭罷工期間,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率先寫文,肯定勞工是推進社會的重要力量,稱碼頭工潮是天星、皇后,利東街,反高鐵,菜園村等事件的延續,預視了以工人為內核,公民團體為支援的工運社運化模式,美其名為「香港民主的春天」。罷工結束後,李卓人也曾表態,社運化是未來工運的發展模式,並力圖以此爭取集體談判權。
利用社運壯大工運真正映照,原來是香港工運的疲態乏力。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接受《陽光時務》的訪問時分析,香港勞工權益嚴重墮後於其他已發展國家,歸根究底是香港政治制度的先天性缺憾。「由於功能組別的存在,將保障勞工法一一否決,加上行政長官是由小圈子選舉出來,工商界人士把持了整個選舉制度。」故此,他希望工人運動與民主運動可以更緊密地聯繫,先深化改革政治制度,從而改善民生及工人待遇。

這場碼頭工運,職工盟及學生組織有意注入社會議題,希望受到廣泛關注,陳敬慈以職工盟的歷史,進一步說明這種工運趨勢。「職工盟的誕生與發展,與民主運動息息相關,工盟的四大網領之一就是民主,社運化根本為職工盟的基因。」根據陳敬慈所言,工運社運化的底蘊,就是爭取在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制度,透過改變政制,讓勞工法律有機會推行,如集體談判權,退休保障及最高工時等,這與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的說法相似。
陳敬慈特別提到,新興工業發展國家,如南非、韓國、菲律賓及巴西等,其工會運動與民主運動一同成長。「民主運動需要工人運動的支持,而工人運動本身太脆弱,同樣需要知識份子的支持。」以韓國為例,
1987年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令韓國工人運動的茁壯成長,勞工起義時期,多達4000個工會組成;同樣,韓國民主化的成功,亦有賴當時工人階級的參與。他補充說:「當然,只有普選制度並不足夠,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然而,這場工運看似聲勢浩大,卻無力向政府及資本家施加壓力。社會議題被關心了,工運竟盡顯乏力,以「半杯水勝利」落幕。究竟原因為何?職工盟提出的民主運動,可以為工運帶來出路嗎?




工運社運化的真面目?
趙平復不認同韓國是「社運工運」的典範,眼見當下韓國工會組織率9.6%,集體談判權覆蓋率11%,接近20%的工作職位為臨時工,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嚴重之一。韓國工運的政治化,也因民主勞動黨的瓦解而陷入困境。「2009年平澤雙龍汽車工人長達近八十日的罷工,以軍警暴力鎮壓收場,大多數罷工工人被解雇。他認為,目前香港關於「社運工運」的宣傳,多數並不準確、甚至有誤導成分。

「潘毅和陳敬慈就工潮發表的兩篇文章,完全沒有提及工潮的具體情況和問題,只着力闡述工運如何與泛民運動結合,成爲後者的助力。在香港的語境之内,二人主張工運要同泛民社運團體和政黨加強合作。潘、陳立論的最大問題,正是潘自己指出的這一點:“香港民主運動一向以對抗中央或反共作為動員的策略,對於隱藏於政權背後的政經結構和利益集團很少觸動”。換言之,他們所完善的民主運動不過是資本主義的民主運動。爲了爭取民眾支持,它會提出“普選+福利=社會公義”的民粹口號,但不會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組織工人和民眾反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故事的另一版本,記者訪問左翼21成員陳敬慈,他一聽見「泛民」二字就撒手擰頭,他認為,在議會上,泛民盡顯軟弱性,左翼21與之抗爭目標及方式並不相同。「我們唯一共同目標,就是爭取一人一票普選。」陳敬慈表明左翼21主張泛民無法認同的經濟民主,迅速與泛民劃清界線。
趙平復並不同意,反問:「難道職工盟、工黨、社民連都不是泛民?」他覺得,左翼21的主張,只是主流泛民的加強版。其前提是「進步政黨」得到大量議席,才可提出有望通過的法案。將工運目標設定為議會立法的鬥爭,其實是既不新鮮、也不成功的社民派路綫。當工運被統治階級視爲“過大”的時候,社民派議員會不斷右傾,被視爲内敵的工會也會被國家機器鎮壓。在資本主義之下,警察、法庭、軍隊、情治機關的首長和常任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不經任何民主選舉產生。而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基礎,就是主要生産資料私有制。

趙平復表示:「有沒有普選與工人訴求得不得到回應沒有必然關係。工運分裂、組織率低、意識低下、崇拜議會,不能在職場同資方抗衡,是工人不幸的最根本原因。職場組織是工運的基礎,亦為工人抵抗統治階級的根本力量泉源。當然,現在還不是推翻資本主義的時機,但要促進階級意識,就必需説明歷史教訓,為爭取超越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民主的運動做準備。」

工運倫理 工人階級的出路
環觀世界各地工運的失敗例子,近的台灣、菲律賓、韓國,遠的孟加拉、印度,都是實行資本主義普選的地方。連香港人趨之若鶩的英國工會力量,在先進國家之中推行最為苛刻的反工會法律,今天景況慘淡。絕大多數公司並沒有實行集體談判,連歐盟每週最高工時為48小時的規定,也可以經過「勞資共識」豁免。趙平復認為,問題並不是「社運化」或「政治化」——工運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和「社運」——真正的問題,是指導工運的政治路綫。香港需要強大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才可以挑戰資產階級。在這種政治力量可以克服目前的建制、泛民對立,形成統一強大的工人運動之前,香港工人的處境和階級意識,無法得到顯著改善。

趙平復所言固然是這場工運較少看見的評論,他的想法甚至可被香港主流社運打入「異見邪說」之列,然而,理據充分,不為意氣之爭的論點與分析正正有力地反映主流之列的盲點,亦可供主流派作為參考。



當下,香港保障勞工的法律遠遠落後歐美等地,提出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固然重要,但法律並不是萬靈之藥。工會得堅守工運倫理,統一工人戰線,以增加工人組織及政治意識為首。澳洲碼頭工會的例子給予很好的啟示, 澳洲碼頭工人與香港碼頭工人同為受聘於和記黃埔貨櫃碼頭業務,但和黃面對澳洲海事工會(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歷史如此悠久、組織力強及財力豐厚的工會,倒不敢強勢縮骨。轄下主要工種的工人為公司直接聘請,工人平均月薪5.3萬元,每日以輪更制工作;香港工人待遇與之相較,差之千里。這種差之千里的待遇,也反映香港工會組織力量遠被拋離千里。正如陳敬慈與趙平復所言,香港工運之路仍然漫長啊。


2013年5月20日 星期一

21世紀的管理思維

進修生活4-5期專題

21
世紀的管理思維
文/余婉蘭
圖/余婉蘭、星島圖片庫



李嘉誠克勤克儉,富而不奢,以信譽為先,被標誌為現代儒商人物。然而,以他為首的李氏帝國,對香港人而言,只會被指涉為李氏力場、大財團及暗黑帝國,似乎沒有香港人想起過他「儒商」的名號。最近,有內地大學生寫了一封公開信,語氣誠懇,希望李嘉誠正視荃涌碼頭工人的訴求,介入事件,否則其名譽將蕩然無存。這讓人想起,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日本第一銀行總裁澀澤榮一,聽說他是《論語》推崇者。他曾提出「士魂商才」理念,指一位商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與理想,又有「商」的才幹與務實,才能獲得真正成功,經濟與道德缺一不可。
孟子說過「為富不仁」,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之論,這兩種說法過於偏激,埋沒「為富之仁」的可能性。只是,到了今天,新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橫行霸道、市場經濟變成市場社會,資本家、大企業及富人的財力雄厚成為孟子及亞里士多德口中的原罪,主流意識裡,經商思維暗含壓迫、霸權、利益至上與兼併侵吞。最近數年,接近民憤爆煲的臨界點,弱肉強食的定律體現暴力,99%的人開始憤怒,階級與財富分佈的平衡喪失,連奧巴馬也不得不模仿社會主義的做法,推行全民醫療保障,力挽狂瀾。
市場社會如何走下去呢?當BBA學生在大學裡仍不斷地被貫輸「盈利最大化」,特首仍舊高舉「經濟至上,搵錢至上」,看不見滿目瘡痍。
現今社會,新自由市場體制究竟有多好?有多不好?
企業家掌握社會大量資源,其良心與社會責任是否只限於一兩場慈善晚會或者鼓勵員工參加一年數次的老人院活動?營商或管理的意識型態需要大扭轉嗎?
1%企業家與99%人的關係是什麼?他們與天地萬物的關係是什麼?他們的子孫未來將會怎樣呢?
越來越多人重新高舉「國學」,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經營、個人管理,甚至是社會管理。經濟高速發展,迎向富庶,連中國本土也逐漸喪失中國傳統價值觀,禮崩樂壞,道德淪喪。早於數十年前興起的「國學」話頭,聽來又開始重要了。

要命又要錢 與天地長久共存
做訪問時,城市大學營銷學系教授周南教授隨意地偏側身體,先將迎面相對的壓迫感收藏起來。記者手抄筆記,而他放慢語速。或偶爾停下,把玩問題本身,並沒有一味專注答案。這種彼此相應往來,也應該被視作「道」,自然而和應,辦公室裡,氣場逐漸由訪問舒展為聊天。

在城大教授工商管理榮譽學士課程的周教授說,學生看了他的書,都說一句,內心平靜,因為他沒有一味兒叫人衝,叫人競爭,或掙更多錢。「做品牌,經營生意,與做人無異,如果一味不知足,要錢不要命,忘記市場除了自由以外,秩序,即道,也非常重要。做品牌,如果想要順利,是先「順」從道,「利」才會接着來。」

周教授憶述,他是當年少數能考上教育部出國研究生,30歲到美國學習營銷、品牌理論與實踐,其「溝通與重視顧客需要」的服務理念,衝擊了他,打開他的知識大門。12年後學成歸來,重新面對華人社會,深明「陰陽之道」,不能一味只用非華人的理念,於是,他開始將之融入儒家文化,如「義大於利」、「登高必自卑」等的君子之道,企業必須擔當社會責任,理性之餘加上中國的精神價值面向。後來,他再進一步吸收《道德經》,走向悟道之路。「美國文化比較直接,外向,強調他勝;中國主流文化儒家強調修心,則代表自勝,道德經的境界比他勝與自勝都更高,因為人為總有偏差,人與人之間的糾紛產生於各式觀點,但自然規律只有唯一一種,也是關於人類與天地長久共存。」

眼看國在山河破,環境、物質及精神三重污染,將子孫的福祉也賠上,《道德經》的精神價值在當代中國社會特別重要。「對地球母親,要先順從,其次是保護,最後才發展,但現在人人都背道離德,一味發展。」

以無事取天下與無為而治
周教授認為,市場順應時勢,不斷轉變,作為營銷人員,得洞悉世界潮流、市場趨勢,比其他人更早地認識市場規律,找到空白點,不奪人,以奇思妙想開創新產品。如老子所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企業治理靠正道,市場策略用奇術,在無損他人的情況下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順應時勢之餘,事實上,商人無法掌握客戶的口味,能做的只好把握住良心。周教授一直提倡:「用良心來創造品牌。」近年,日本食物生產商開始在食物上加上「非中國製造」的標籤,以增加顧客信心,反映中國食品臭名遠播,聽來就一陣羞恥。周教授說:「營稍不是贏銷,而是贏心,如同做人無異,這樣才可以長期旺財。」

周教授最喜歡以香港著名的企業家施永青為例子,說明《道德經》對施永青管理上的影響。據聞施永青在廁所裡被一本《道德經》開悟,後效法老子的無為而治治理團隊,他曾說過:「我想給員工有充分的自主空間,這就要減少上面的干預,上面要無為,下面才有為。這不是從競爭角度出發,而是人文主義角度。」除了下放權力,施永青也樂於分利,將公司營利的三分之一分予員工,孫子兵法所言:「掠鄉分眾,廓城分利」。只要有公平合理的分利,就能上下一心,這就是施永青的成功之道。周教授幽默地說:「企業家最喜歡做善事捐款,但我認為,你對員工好一點,已經在做善事啦。」

如蘇東坡所言:「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知子自知。」周教授認為《道德經》的道理都好簡單,道日用而不知,只要多讀,放在心裡,身體力行就行了。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以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中華文化 花果凋零?
郭少棠教授問:「你能想像,2047年的香港會變成怎樣嗎?」記者正面對着郭教授,他劈頭問來這問題。好難回答的問題,答案像你所不願意靠近的黑洞,你預知掉進黑洞的憂忡與無助,如同歷史旋渦般的性質。他再繼續問:「20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100年,也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校100週年,21世紀過了一大半,世界形勢將有什麼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在全球化的階段扮演什麼角色?不論香港或中國的年輕人如何迎接這時刻?」
作為長期研究中西歷史的學者,郭少棠教授以大歷史觀切入,探索中國的未來。他提出其中一核心觀點:「從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文化不斷經歷時代轉化的衝擊,由固步自封,到面對經濟開放,內外文化互相影響、涼滌更新。直至現在,經濟成功的基礎輕易動搖,我們得反思,社會有沒有引導和諧發展、同時追上時代的文化價值呢?這才是我們的根基,未來數十年的文化復興,將起關鍵性作用。」
這數年他在香港與中國開展的教育工作,如同承傳他的恩師牟宗三、唐君毅和王德昭的教育使命。「他們1949年在香港建立新亞書院,以宋明理學結合西方的博雅教育,致力轉化與復興中華傳統文化與哲學。現在,我希望透過建立更國際化的博雅教育網絡。」
四根支柱 支撐歷史巨輪
「我們想像自己是政治人物、高級公務員或特首,站在較超然、理性的位置,社會將來應該怎樣走下去呢?你作為一名管理者,有沒有整體策略?未來想用什麼價值標準管理社會呢?甚至學校、家庭、個人,我們以什麼原則考量?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哲學思想可作參考嗎?所以我提出有社會公義和人性化的管理學,強調發展一個更有誠信和效益的社會價值,各級互相配合,香港才有未來。」
郭少棠教授說,香港人益發焦慮,期待透過普選就可將社會問題一下子掃清光,這沒有可能,因為香港人所期待的民主,不能只靠普選,以外需要好多因素去配合。「為什麼將所有賭注只放在那上呢?我們又不能指意政黨,那靠誰呢?」郭教授認為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是重要一環。Liberal,其中一個含義是自由與開放,所以他站穩腳步,全力埋首於教育。過去一年,他嘗試復興新亞文商書院,聯繫孔子出生地的尼山聖源書院,結合德魯克現代管理教育,希望可培養出有社會承擔的管理人才。

歷史學家一直在談未來,那年輕人該如何準備未來呢?郭少棠教授說,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現代的教育已經不像從前,我教,你就要學。現在已經是學習年代,你只須教他們怎樣去學,讓每個人主動追尋知識,大家一同討論。郭少棠教授已預設兩地融合正逐步發生,他表示:「香港年輕人要問一些根本性問題,不要只停留表面的問題,才能尋找好的方向和基礎。年輕人不妨以這四條支柱為思考起點,包括了解生活及歷史淵源,由大歷史觀了解中國;其次是強調個人成長的價值,培育學生品德;在終生學習的過程中思考個人方向,及第四條最重要的支柱是,思考2050年香港、內地以至世界的處境。」


「止、靜、定,安、慮、得」
談管理社會,過於宏圖,郭少棠教授說,德魯克管理也適用於個人管理。由於香港生活急速,資訊流通也非常快速,社會現象雜亂,讓人無法停下來思考。「止、靜、定,安、慮、得。」是郭少棠教授給年輕人的良言。「你要停止,定下來,安靜下來,才能定安地思慮,才可得着。」他提議每天抽5至15分鐘時間靜下來,尋找內心寧靜。如同佛家所講的禪定、放空。「別執着,將各種思念完全放下,靜默,你才有空間反省。」
郭少棠教授這項「巨量的」教育計劃,尚在起步階段,2005至2011年他在珠海協助創建首所香港與內地合作成立的大學,累積了不少在內地辦學的經驗,整合了「四維教育」,把學生放在中心,組成「師生家國」的互動網絡,共同促進學生的成長。聽來,像將現在教育商品化的劣貌逐步扭轉。他興致勃勃地說,數年後你再來訪問我吧,再看看辦成如何!

2013年3月14日 星期四

港漂?中港對奕?

進修生活03-04期專題
港漂?中港對奕?

文/余婉蘭
圖/PM(pmchiu1030@gmail.com)、被訪者提供、星島圖片庫




今天,香港與中國內地在經濟結構、金錢和人口流動,出現了前所未見的融合過程,「五十年不變」己成為明日黃花。「港漂」,近幾年流行的身分詞彙,這種人口流動,就像世界各地的人口流動一樣,沒有什麼特別。只是在近年中港融合這敏感話題下特別射來一盞大光燈,招來身份認同危機和群族鬥爭,情緒激動,大家紛紛嚷叫着我是香港人,你們不是!港大社會學系系主任呂大樂用一個有趣的比喻,反問究竟「香港人」真正的內容是什麼。「就像我們選香港小姐冠軍,卻發現原來她是在外國長大,說半鹹淡廣東話,她代表香港小姐的原因,只不過因為她長得美而已。」「香港人」真正的內容是什麼呢?港漂,我們所認為的他者,人在香港,如同鏡子,比起噓嚷吵雜的主流論述,竟更立體地觀照「香港」的真切現狀。


呂大樂說,香港人對港漂並不了解,因為你沒有辦法由外貌區分他們,對其概念相對模糊。「內地人來香港分許多種類,一種是家庭團聚,每天入境處開放百多個位,另外一種是內地人來香港的大學讀書,不一定留在香港,第三種就是他們經內地公司安排,來香港工作。而我們所說的「港漂」一詞,由「北漂」演變過來,源於1998年賽馬會資助了首批數十名內地應屆高考生來港讀書。」
直至2001年,特區政府開始放寬內地生來港讀者的申請,讓香港居住滿七年的內地生,可以獲得香港身份證。有統計顯示,在香港就讀與工作的內地畢業生已超過五萬人,而這五萬人裡只有一半選擇留下工作和生活。這與我們想像的都不一樣,大部分香港人第一個想法是,他們能來香港工作,這麼好機會,還不盤算賴死不走嗎? 「香港政府非常奇怪,輸入內地人才的計劃處於無人駕駛的狀態,也欠缺全面的人才政策,沒有對準香港的人才需求,幾百個課程招來滿街的內地學生,但最後無用武之地,有的港漂只好黯然離開。」呂大樂再次用「古怪」來形容香港:「另外,香港人其中一種古怪的特點,就是過份自我感覺良好,落後於時勢,雖然香港對港漂人仍有一定的吸引力,但現在情況大不如前了。別忘記,他們要拿香港身份證,就得放棄中國戶藉,今時今日他們會仔細考慮,也不一定選擇香港。」原來香港人不是如首屆藝評獎冠軍賈選凝小姐所說的自卑,而是過份自信,還記掛着搶飯碗的問題,眼睛長在自己身上,看的就都窄窄小小,如果將眼睛放回港漂身上,又是什樣的視野呢?

***(訪問以第一人稱轉述,記者略作編排修改。)

耿春亞
安徵人,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生,零二年時申請來港報讀城市大學納米半導體專業哲學碩士,畢業後決定留港創業,現於香港科技園擁有一間公司。

香港身份與身份證
我來香港已經11年了,但未打算申請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因為如果換了香港身份證,就得放棄中國戶籍,這不方便我在內地開公司、發展業務。有些人說,換了香港身份證就能享用福利啦,或到其他國家旅遊、工作時方便辦簽證。我們這些所謂的「港漂」,都覺得香港身份證吸引力不大,中國身份證比較重要,沒有的話,回大陸,連樓房啊什麼也不能買。

雖然沒有香港身份證,但並不妨礙我對香港的歸屬感和認同,我覺得自己已經是真正的香港人啦!由我決定在香港結婚,落地生根之始,就當了香港是家。我很同意梁振英說的「家是香港」,我會補充一句「愛在哪裡,家就在哪裡」,我和家人留在這裡生活,家就在香港。我想,「港漂」像是你不想走,但又不知為何留下的感覺吧。我已經過了「港漂」那種不安定、漂泊、不知歸處的階段。
由深水埗到九龍塘 
我覺得,香港的核心價值是Location,你選擇在什麼地方生活,其實是選擇了怎樣的文化。當初為什麼我會選擇報讀城市大學呢?因為我非常喜歡九龍塘。九龍塘過了南山村就是石峽尾、深水埗等地方,是香港最底下階層的生活環境。記得當初來香港,頭一兩個月我就住在深水埗唐樓的劏房,那裡居住環混雜骯髒,像回到七八十年代。我第一下反應這什麼鬼地方?我再也不要來香港啦!但第二天,我到處蹓躂,走過幾條街相隔的九龍塘,怎麼有此天壤之別?走在達之路上,我想,如果所有香港人都住在這種地方,香港一定能達到奮勇的層次,走着走着,心情才好了起來。

我有朋友到美國生活,他說,美國真自由,因為國家都不管你,我在香港創業時,政府卻提供了不少創業上的支援,加上香港社會的自由、公平與資本主義,給我一種感覺,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做到你想做!我甚至可以說,香港政府和社會是全世界最好。當然,我也會覺得香港有缺點,例如樓房太小、社會價值觀狹隘等。你看,所有年輕人一畢業一窩蜂跑去讀金融做銀行,不願意從事科技產業或創業。我認為,香港年輕人必須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出外找機會,你看南韓,他們的產品一出品場,定位就是全世界,而不止於韓國。
香港是華人的榜樣嗎
香港應該辦國民教育,指的當然不是愚民教育。我覺得,中國國民教育做得不夠好,美國家家戶戶都插國旗,但中國人對國家就是沒有民族自豪感。為什麼香港不把握機會,把國民教育做好呢?我來香港,就是想學習香港好的地方,改掉壞習慣,例如隨地吐痰、說粗口等。歧視是中國人根深柢固的文化,香港人這方面倒與中國人非常相像,有朋友問我,香港有沒有人歧視你?我說,我做得不好,被歧視是應該啊,我來就要改善自己。香港是全亞洲發展得最好的地方,應該將之作為華人的榜樣,最好讓所有中國人都變成香港人。但人數上難以匹敵,我好擔心香港無法保持自己的優點,專學大陸人的缺點。

一直以來,香港只有民主訴求,並沒有民主文化。看港資公司、香港家庭並沒有落實民主精神,老闆一聲下來,下屬只得照做。香港的民主需要時間培養的,你覺得香港現在混亂嗎?我倒覺得挺好,如果現在不亂一點,將來就出大亂。我自己創業,非常明白營運公司一定會出現狀況,香港人治理香港不過短短數十載而已,仍處於創業期。如果我不支持政府,還算香港人嗎?我們要給梁振英機會,真的不行,四年後他自然被拉下。可能你會覺得我的思想偏左,因為我是在中國體制下成長,孕育了我的信念和政治觀念,但這不代表我是邪惡啊。


梁雅茜中山人,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畢業,零九年申請獎學金,入讀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現為助教。

香港 並不遙遠啊
中山和香港之間不過相隔一個海,有時候天氣好,在中山我能遙望港島區。父親年輕力壯時,和他朋友商量,我們要游水到香港!當年許多人就這樣游水偷渡去香港,非常危險,死了不少人。後來,父親並沒有跟他們游水過去,他常常笑着解釋:「因為我預見中國未來是美好的!你看,我說對了吧。」哈哈,我們最喜歡取笑他,不過因為膽小,不敢游過去罷。

我們從小看TVB、港台節目長大,受香港媒體影響非常深,我是到了初中時,住北方的同學告訴我,才知道大陸春晚這類節目。我們中山人,十戶裡總有幾戶有香港親戚,我們自己每年也會往返香港購物旅遊,間接地接收許多香港資訊。所以,香港對於我們而言,不太遙遠,在文化認同上,我們與香港比較相近。當然啦,在政治身份上,我們被劃分為大陸人,畢竟我們在中國體制下成長。這種混雜身分,特別這幾年,中港矛盾帶來標籤問題,讓我感到身分危機的問題。「港漂」這詞形容得真好,我們不太知道自己屬於哪裡。我在想,即使將來在香港住滿七年,我是香港人嗎?還是民間定義的新新移民呢?我認為,身分不斷地轉變,要給予個體空間,不要以一種帶有價值判斷或者歧視性的身份標籤在我們身上,這過於狹窄啊。
香港能躲開大區域發展嗎
我在中山大學念人類學時,覺得大陸的人類學與世界脫軌,教育很老式,我迷迷糊糊混到三年級,直到被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教授所影響,才令我真正地喜歡人類學。他說過,他念人類學是為了推進社會進步,改變中國,他為我們帶來了世界性的教育和新思維。畢業後,我決定申請獎學金,去中大人類學系念碩士。我當然希望自己也可以像他一樣,做對社會,對人生有意義的事,但對剛畢業的年輕人而言,先別空托理想,最重要是找到一份工作。我計劃畢業後,先留在香港工作,畢竟香港對比大陸自由度大,但我未有打算在香港永居。

雖然近年香港的本土意識越來越強,但再強也沒法獨善其身,大區域發展已是社會的趨勢。中國和香港的關係日漸密切,在民間上的交流將越來越多,影響亦只會越來越大。我自己偶爾替大陸雜誌寫評論文章,你會發現,他們需要來自外面的視角。我們身處香港,稍微抽離於大陸,自由度大一點,但又可以靜觀內地動態,掌握正在發生的事情。現在,眼看許多事情一下子掉入意識形態之爭,沒有中間聲音,作為學者,要位處中立,梳理事件多於爭辯事件,反對民間一種過於簡化的聲音,我希望做到這點。

淺談香港的民主與包容
人類學的訓練,讓我以旁觀者的角色,觀察社會上風風火火的事情,例如主流社會把中港矛盾當作香港人與內地人之爭,將問題過於簡化,Miss the point。政府最喜歡大家爭執中港矛盾,可從而掩飾真正的矛盾,忘記社會問題源自政府政策失效及階級矛盾。政府這樣做,究竟服務哪一群人的利益呢?誰是真正的獲利者?如果思考只停留在反對內地人,宣洩情緒,就看不到真正的問題了。

事實上,這種排他與歧視,在香港社會一直存在,「包容多元」不過被建構的的國際形象而已,我認識一位嫁來香港十多年的北京人,她說她到現在仍然飽受歧視,在家裡地位低人一等。我就問她,這幾年歧視有少嗎?她說,少了,但不是香港人變好,因為多了大陸人來香港,他們習以為常而已。我因為讀人類學的關係,多與少數族裔接觸,知道他們時常被香港人歧視,程度更甚於內地人,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發聲渠道。我覺得,歧視源於不了解,讓你只依據自己的意識形態進行判斷,歪曲所有動機。美好社會應該是包容、有同理心和互相理解,每一個人不過想生活過得好一點而已。 香港人遊行時會喊叫民主口號,然而他們有沒有由自己開始做起,落實真正的民主呢?投票不是等於民主,投票不過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公共空間允許理性、公開討論和辯論的風氣與文化,才是民主文化的基礎啊。

2013年3月12日 星期二

遊香港邊陲之地

進修生活 03-04期

遊香港邊陲之地

──打鼓嶺坪輋

文/余婉蘭
圖/PM(pmchiu1030@gmail.com)

打鼓嶺坪輋在香港最北處,座落於接壤深圳的邊陲之地。走在路上,來往中港的大型貨櫃車和泥頭車迅速地駛經,揚起灰塵,過後,偶爾回復一絲屬於邊界的寧靜。天空明淨,綠茫茫一片,你向北遠眺,對岸三三兩兩深藍摩天大廈豎立,靜靜地,你看見它,它也能看見你似的。坪輋村民財哥曾揚開一卷偌大的照片,他說與攝影師蔡旭威走上坪輋的山頂,俯視這片與深圳接壤的土地,然後拍攝下來。十年前,這片接壞的土地仍然很美,綠油油一大片,十年後,對岸的深圳已面目全非。財哥說,不是親眼目睹,你還以為對面是中環商業中心區,而不是深圳,對面的摩天大樓密到連一個盆栽也放不下呢!對啊,那張照片要說的話,是令人感到震驚的話,它像在形容,鄰近發展急速,膨化得可怕,身前的一片綠油之地肥美可口,就等着邊界搗毀。



打鼓嶺坪輋保衛家園聯盟已經舉辦過不少導賞團,但導賞團又豈止半日遊?讓大家認識客家文化,走走村落,摸一摸貓咪,吃一兩片茶粿,身心放鬆後,離開,揮手說再見,謝謝款待。導賞團的表面狀態是輕盈,但財哥一說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這裡六條村,包括上、下山雞乙、大埔田、昇平村、元下村及坪洋新村非原居民村落將被遷拆時,他說了一句重話:「無論如何,我都一定不會讓政府來拆我的家園,要拆,連我的墓碑一併帶來吧。」這句重話和那卷偌大驚人的邊界照片以外,其他都屬於人情世界的那種歡快輕盈,我們會因為看見美好的事物而高興,因為聽到村民的遠久故事而咯咯笑,因為吃到軟綿綿,粘口的茶粿而驚呼,也因為村民的團結和堅定而欣賞,這些都確實存在,但是,來導賞團的人都無法躲開思考。


香港的糧倉
以打鼓嶺坪輋為例,政府計劃將它改劃成低密度住宅及特殊工業用途,不少被規劃的土地都是農地和非原居民居住地,原居民村卻獲全部保留,最好笑的是,本來打鼓嶺坪輋已經屬於鄉郊地區,政府卻計劃在這裡蓋綠化帶。

長春社專家估計,東北發展計劃裡,遭破壞的農地將達54.5公頃,相等50個足球場大小,想像這可種出多少供香港人的蔬果糧食?村民祝小姐告訴我們,打鼓嶺坪輋擁17個有機農場,本港數一數二的生產型農場,提供香港人食用的新鮮時令蔬菜。這裡由建村以來,家家戶戶都以耕種為生,現在仍有不少老農民種田度日,村裡有不少八九十歲的老農民,彎着腰,種一口新鮮的蔬果。近年內地蔬菜價格越來越高,隨着深圳廣州一帶的農田被發展,蓋滿商業大樓,農田越來越少,運來香港的菜遠至番禺等地,財哥告訴我們,現在香港人吃的都是三天前的蔬菜。近年,越來越多團體關注香港糧食自給率及食物安全的問題,這裡作為香港的糧倉,如果被倒上石屎英泥,大大影響香港未來的食物自主供給。

珍姐在打鼓嶺坪輋經營七萬呎有機農場,供應社區,她耕種了四十多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過慣了平靜、自由的生活。當知道東北發展計畫會將這裡一併收掉後,內心忐忑不安,她說:「政府說會發復耕牌給我們,但我現在已經快六十歲了,怎樣重新開始再經營新田呢?如果復耕地遠離住處、水質或地質不佳,我也不知該怎麼辦呢,一說起就很心酸。」



政府的糖衣毒藥
祝小姐說,昨晚這裡辦了一場元宵花燈會,來了二百人,三十名老老小小的村民合力招呼打點,由朝做到晚,勞累一夜。夜寂之際,賓客散去,才終於大伙兒圍爐吃喝。財哥笑說,以前小時,父母耕田,過時過節鄰居都會聚在一起,弄茶粿,玩樂。自從耕地越來越少,大家只顧着向外跑工作,為生活奔波。後來,村民變成點頭之交,感情疏淡。「現在大伙兒因為規劃、搞導賞團,再一次相聚。我重新看到小時候的畫面,很開心。」人情關係在零星機緣下尚可重來,打鼓嶺坪輋的一事一物在時間滴漏間能消失的都消失,坪輋馳名的苦瓜雷公鑿、釣魚郎、附近的養豬場或者家家戶戶鮮味走地雞,還有將來可能會消失的一磚一瓦。

你能想像,自己一磚一瓦砌成的家園,原來不是讓路給二十萬香港市民急切的房屋需求,而是變成豪宅區前面的一個公園,你的家就剛好埋掉在兩棵樹下,你會有什麼反應呢?如果那個家園換成是香港一大片碩果僅存的一片農地,香港自供的糧食所在地,你的反應又是什麼呢?新界東北發展除了是家園被毀的問題,也是關於讓出的土地被什麼利益持份者賣出換取利潤,香港普羅大生的生活是否被當作籌碼等問題。祝小姐說,希望透過導賞團,告訴香港人,政府這一粒包着糖衣的毒藥。